從教育角度論台灣的「人之素質」的提昇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合聘研究員 黃俊傑
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1999.12
頁55-66
關鍵字：台灣，人的素質，教育，自我，疏離
一、引言
這篇論文的寫作，在於從教育角度析論當前台灣的人之素質的提昇之道。全文論述共分五節。在第一節中，我首先界定所謂「人之素質」一詞中的「人」，不是指作為範疇的、抽象意義下的「人」，而是指作為當前台灣具體而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脈絡下的「人」。第二節分析當前台灣的人之素質之根本問題在於「自我」（self）之「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台灣的諸多亂象皆由此而生。本文第三節則分析近五十年來台灣的教育之所以對「人的素質」之提昇助益不大的原因，尤其集中在教育的「工具化」與教學內容的「空洞化」等兩個現象。本文第四節則針對「如何透過教育以提昇人之素質」這個問題，提出建言，指出：「自我」的「主體性」之建構，以及「自我」與「他者」之「互為主體性」關係的建立，應為二十一世紀台灣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第五節則綜合全文論述提出結論性的看法。
在本文展開論述之前，我想首先對所謂「人的素質」這個課題提出一些釐清。黃光國在〈論「人的素質」〉一文中從心理學的角度入手，認為所謂「人的素質」是指：個人人格結構中可以經由後天教育或自我鍛鍊而改進的幾個重要層面，這些層面不僅關涉到個人生活品質，而且會影響到個人社會生活的適應。至於個人經由天賦或遺傳而得的特質，雖然也跟「人的素質」有關，但卻不是個人的意志所能操控。基於對於「人」的尊重，這一類的人格特質並不在討論範圍之內。黃光國歸納有關「人的素質」的重要指標有六：(一)、自律的道德情操；(二)、適應性的認知及行為能力；(三)、追求卓越的動機；(四)、均衡的價值體系；(五)、統整的自我規約系統；(六)、豁達的人生觀。1黃教授所提出上述六項制定「人的素質」的指標，當然都是任何社會中高品質的「人」必備的美德，有其普遍性與適用性。
但是，在黃光國定義中的「人」，是一種普遍意義下作為範疇的人，也就是孟子（371—289B.C.?）所說的「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孟子•告子上•7》），或《墨子•小取》所謂「以類取，以類予」中的「類」。作為範疇或「類」而被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作為與其他「類屬」（如動物或植物）區分的「人」。這種意義下的「人」是被當作一種直觀的形式，而不是被當作實踐而被理解的。正如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在批判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時談到意識與生活之關係所說，觀察問題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於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2只有扣緊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或條件下的「人」，我們對「人的素質」這個問題的探討，才取得了現實的意義。因此，我在這篇論文中對「人之素質」的分析，就從當前台灣社會脈絡中的「人」出發。
二、當前台灣社會脈絡下的「人之素質」之根本問題：現象與解析
(一)現象
1987年7月戒嚴令廢除以後十一年來的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自由化，固然有其深刻的歷史意義，但這十幾年來台灣社會的嚴重失序與混亂，卻也到了令人憂心忡忡的地步。就以去（1998）年最後三個月所發生的令人怵目心驚的事件為例，令人幾乎窒息的社會新聞幾於無日無之，我僅舉出以下四例：
民國87年10月11日台北縣林口鄉林銀樹、曾玉甘夫婦命案，主嫌竟是他們的獨子林清岳。林清岳供稱因不滿父母親當眾指責他而種下殺機，林嫌並計畫殺害父母後不但領取他們的保險金，還等著坐收奠儀。偵辦此案的警方對於林清岳因細故竟連同外人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痛下毒手，如此的泯滅人性，深覺不可思議。10月14日下午，檢察官會同家屬至板橋縣立殯儀館驗屍，經法醫檢視傷痕，林銀樹被砍了五十七刀、妻子曾玉甘被砍了五十二刀。兇手硬生生剁斷父親三隻手指。3
民國87年9月起，高雄縣三十七歲的婦女田美玉拋夫棄子離家出走後，先後和陳木祥及黃文安姘居，一共生了五個孩子，孩子各個命運坎坷，其中二名以十餘萬元代價送人收養，一子因早產遺棄在醫院，下落不明，更狠心的是因缺錢花用，竟將最小的一子一女賣掉，共賣得三十五萬元。4
民國87年10月30日深夜，台大法律系二年級學生張健怡在台北市西門町一家PUB樓梯間，搶奪顏姓女子皮包又企圖猥褻對方，被警方當場逮捕。張嫌到案後相當後悔，供稱是因想買行動電話缺錢，才動手搶劫，但絕無猥褻對方之事。萬華警分局偵訊後，已依強盜、妨害風化罪嫌將他移送法辦。5
民國87年12月22日，台塑汞污染在柬埔寨引發反污染事件，柬國人民逃離施亞努市。12月23日，柬埔寨政府從首都金邊運輸重型裝備到施亞努城，準備裝載這批來自台灣的三千公噸廢料，兩百餘名軍警也由外地馳抵棄置現場，執行清理任務，並防範反毒暴亂再起。但是，針對柬埔寨官方宣佈，要把台塑汞污泥運回台灣一案，高雄縣長余政憲表示，他不會同意已經「出口」的汞污泥再回到仁武廠，竹後村民也反對汞污泥再運回仁武，但台塑人員指出，如果被迫運回，還是要安置在仁武廠區。6
以上這四條新聞，只不過是最近所發生的諸多台灣亂象中的少數具體實例而已。進入後戒嚴時代的台灣社會，亂象叢生，二千年前孟子曾形容春秋時代（722—464 B.C.）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9》），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最近十年來的台灣。
上述第一件事例是兒子夥同外人血刃雙親；第二件是母親出售親生子女以圖利。這兩件都是倫常慘變，親子恩斷情絕。第三件事例是大學生因物慾薰心而知法犯法。第四件事例則是台灣人以鄰為壑，己所不欲而施之於人。這四件事例共同指出了今日台灣人心之惡化與「人的素質」之低劣。
(二)解析
但是，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是我們在驚心哀嘆之餘，應冷靜深思的問題。我認為，造成今日台灣「人的素質」之低落的原因固然不一而足，政客之勇於內鬥而怯於公義、社會之急功近利……等因素，固然都是其形成因素，但是其深層因素應在於：台灣人的「自我」是一種「去脈絡化」了的「自我」。台灣社會之亂象與人之素質之日趨下流，均以(1)「自我之去脈絡化」以及(2)「自我的諸多面向之衝突」二端為其根本病灶。
(1)、我在這裡所謂「自我之去脈絡化」，兼攝以下兩層涵義：
(a)、當前台灣人的「自我」，從「人──我」互動的脈絡中逸脫而出，成為社會中孤伶伶的、不再是生存於互相滋潤的社會網絡中的「個體」。於是，這種從「人──我」互動脈絡中逸脫而去的「個體」，就只關懷自己的短期利益，特別是生物層面的食、色等慾求，剛當選高雄市長的謝長廷，對十餘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曾說：「台灣早期很多都是被害者如林園、高雄魚塭、五二○農民等等的抗爭活動，都屬生物本能反應，當然，參與者當中，有一部份是非被害者的學者和學生，那是十分可貴的，然而大多數都是生物本能的自力救濟。」7所謂「生物本能」的反應，就是去脈絡化了的台灣人的「自我」的重大特徵。
這種孤單的「自我」，因為只重視物質的追求、只重視自己短期利益的價值，所以必然走向極為病態的「自我中心主義」，近年來國內犯罪型態日趨殘忍凶暴，類似劉邦友官邸及方保芳整形診所的集體槍殺，彭婉如案、白曉燕案、黃麗燕母子三人命案、學童林秉宏命案等重大殺人刑案接踵發生，都與這種病態的「自我中心主義」有關。根據國內犯罪學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台灣的各類型犯罪與他國相較均較低，唯獨殺人犯罪比率甚高，每十萬人中有六點八件，僅次於美國高居世界第二位。8台灣的殺人犯罪率之高，具體說明了台灣社會中「自我」之病態。因為只關心自己短期的生物性慾求，所以兒子可以為錢而血刃雙親，母親可以為錢而販售子女，大學生可以為錢而行搶，實屬理所當然，事所必至。
台灣的人這種病態的「自我中心主義」，甚至也表現在宗教信仰之上。許多人以金錢的奉獻想換取立即的福報，也有人追求立即的啟示。例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領導人，就曾這樣檢討傳教所面臨的困境：9
因台灣社會在日趨多元化、功利化、物質化、自我本位化等的衝擊下，信徒的信仰、教會的型態以及宣教的模式、內容都產生了變化。一般的信徒漸漸對傳統的教訓、敬拜的方式和道德規範失去興趣，使所謂孕流教會的發展遭遇困難。有些教會熱衷於追求超自然、超理性或心靈上的宗教經驗，不太重視傳統、有系統的理智性教育，但也頗能吸引信徒參與。這些追求「靈恩」善用短歌或「敬拜讚美」模式的教會，也展現了一種熱絡的活力。當我們的教會在推動公元二○○○年福音運動，而在教會增長面遭遇困難時，或說，當整個社會、人心充滿無力感和無奈時，人心更會渴慕那賜源源不絕力量的聖靈。
當然過分主張主觀經驗的信仰，或超自然經驗做為信仰指導的權威，必定與傳統長老教會的生活和教訓產生磨擦，有的教會因此而分裂，有的信徒就脫離了長老教會。
這種困境，事實上，普遍出現在台灣地區的各種宗教之中，具體反應台灣人的「自我中心」心態，台灣人的「自我」是從「人──我」互動脈絡中脫軌的「自我」。
(b)、其次，當前台灣的人的「自我」，是從「人──自然」互動的脈絡中逸脫而出的「自我」，這種「自我」由於與大自然斷裂，所以不僅與大自然之間毫無孺慕之情，而且恆處於緊張對立之狀態。近半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發展成績斐然可觀，世人或稱之為「經濟奇蹟」（“economic miracle”），但是，這五十年來台灣的「經濟奇蹟」是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作為哲學基礎而展開的。光復以來，台灣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在時間與空間的壓力下，奉「發展神話」為最高指導原則，經濟固然快速成長，戰後以不到三十年時間就完成了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但是，由於對大自然剝削過度，所以，台灣的經濟成就是以慘重的代價而換取的。這些代價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光復初期台灣對森林的人為破壞與砍伐，近二十年來對山坡地的過度開發與對水土保持工作的忽視……等，在在都顯示台灣的「人」已經從「人──自然」互動的脈絡中逸脫而去。人對自然進行肆無忌憚的剝削，遂引起了大自然的反撲，近年來發生於台灣各地的天災，如每年颱風來襲時的土石流淹沒村落、台北林肯大郡土崩活埋事件……等，皆其明證。
(2)、除了以上所說的台灣的「『自我』之去脈絡化」之外，造成現階段台灣的「人」素質低落的原因尚有：人之「自我」的諸多面向之間存有緊張或衝突之關係，尤其表現為以下兩種類型：
(a)、「自我」的政治面向與經濟面向之衝突：人之日常生活繁複而多樣，人既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又是「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但是這兩個面向在台灣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中，卻常造成衝突。舉例言之，台灣許多在中國大陸有重大投資利益的資本家，在台灣又參與高層政治權力的運作，如此一豕，在大陸「以商圍政」策略之下，這類台灣資本家的「自我」遂不能免於「政治人」與「經濟人」之衝突。
(b)、「自我」的政治面向與社會面向之衝突：光復以來，台灣社會之省籍問題，經由通婚或同學、同事等途徑，已經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癒合。但是，近十年來隨著政治變遷而來的是，朝野政客常玩弄省籍問題，使省籍問題在近年來逐漸成為切割台灣社會的利刃。在這把利刃的切割之下，台灣的許多人的「政治的自我」與「社會的自我」，常處於焦慮甚至衝突的狀態。舉例言之，近年來在日趨白熱化的選舉中，省籍不同的夫妻，或不免因政治態度之互異而引發爭執。
綜上所言，當前台灣的社會政治亂象，形成原因故不一而足，但是，基本上均與「人之素質」之低落有關，而「人之素質」之低落則根源於台灣的人之「自我」之從「人我互動」以及「人與自然互動」的脈絡中脫軌而出，而且人的「自我」之諸多面向也因政治或社會之鉅變，而常處於緊張或衝突狀態。
三、台灣的教育與「人的素質」
分析至此，我們不禁要問：近五十年來台灣的教育快速擴張，何以無補於「人的素質」之提昇？
我們先看光復後台灣教育的發展。從統計數字來看，全臺灣文盲的比例由1952年的42.1%到了1994年降低為5.8%；在臺灣的總人口中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的比例，亦由1952年的8.8%提昇至1994年的52.6%。10自1968到1969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教育的普及更是加速發展。學校數目的增加，也加速了教育的普及化。在1950至1951學年度，全省各級學校總數為1504所，平均每一千平方公里只有41.8所學校，到了1988至1989學年度，全省學校總數增至6940所，平均每一千平方公里有186.30所學校。11但是，戰後台灣教育在量上的快速擴張，竟未能有效地提昇台灣的「人之素質」，以致於精英的國立大學研究生為愛情而殺人毀屍，法律系學生為買「大哥大」電話而行搶？換言之，台灣的教育因為被架空而自我「異化」了。
為什麼台灣的教育不能完成教育之所以為教育的目的呢？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睽其原至少有以下二端：
(1)、台灣的教育具有高度的工具化性質：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五十年來）台灣的教育一直被賦予大量的教育以外的任務，充滿了功利性的色彩，尤其是：
(a)、文憑主義的當道：台灣的各級教育充斥文憑主義與升學掛帥，使各級學校常淪為升學補習班或獲取學位之場所，其流弊使學生成為考試機器而未能解決實際問題。李遠哲對這個問題有精闢之分析，他說：12
當前教育制度最根本的癥結，在於我們的社會過度重視「文憑」，以致「文憑」的取得凌駕了教育理念的落實和發展。足以影響個人取得教育資源的高中和大學的入學，又只用一次聯考的成績作為分發入學的依據。這種「一試定江山」的制度使各級學校教育把教育的目標都只擺在「準備升學考試」，不但無法落實現代的教育理念，甚至也嚴重扭曲學生的智能訓練。考試與教學過分注重制式答案的結果，使學生為了在升學考試中獲取更好的成績，很早就開始惡性補習，填鴨式的答題技術使好奇心與創造力嚴重地被磨損，每個人只斤斤計較於考試的「分數」」和「名次」，根本無法培養出開闊的胸襟和視野。這樣的教育不但摧殘年輕人身心的健康，同時，更遺憾的是，在升學主義掛帥下所獲得的「好功課」並不表示有「豐富的學識」，學生只有解決「考卷上的問題」的能力，卻無法訓練出解決實際問題的真本事。
更嚴重的是，文憑主義所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器識與胸襟，也欠缺德性的陶冶。他們的生命中的「自我」成為「去脈絡化的」「自我」，毋寧是自然的發展。
(b)、教育為經濟和政治而服務：光復以來，在威權政治體制之下，各級教育乘載大量落實經濟政策與政治目標的任務，這是人人耳熟能詳事實，無庸贅言。民國四十年代的教育為「反攻大陸」作準備，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則配合經濟發展，七十年代的教育則為了培養高科技人才。數十年台灣的教育基本上是為了完成政治與經濟目標的工具。
在1987年戒嚴令廢除，台灣邁向民主化以後，教育部門的自主性日益增強，固然是令人欣喜的新發展，但是，要求教育部門完成政治目標的呼聲並未稍減，舉例言之，有人在報紙登巨幅廣告，「籲請 李登輝總統廢止中華民國體制教育，站在台灣本土的立場思考台灣前途」，因為「台灣社會今天的一切亂象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五十年來中華民國體制教育的推行，這一個教育的惡果廣泛又深厚地普遍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13這種要求與過去在戒嚴體制下要求教育部門為「反攻大業」而貢獻之做法，並無本質上的差別，其傷害「教育在培養整全的人」之目標，前後一致。
(2)、台灣的教育內容的空洞化：由於以上說的文憑主義及工具主義等弊病，台灣的各級教育的內容大部份都是實用性的知識，較少涉及引導學生進行價值判斷或道德判斷之內容，所以台灣的學生學得許多知識，但是都與他們的生命無關，也未能浸潤到他們的身心之中。這種狀況在台灣的高等教育中更是嚴重。在現代台灣高等教育中，一方面由於學問的專業化與分工化，使教育特重技術或知識的傳授。「事實」與「價值」兩分的結果，使現代青年成為有知識而無智慧的新人類，他們尤其欠缺必要的教養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日趨工業化與個人主義化，也使得知識青年與整體社會的連繫日趨淡薄，使「知識活動」與「實踐活動」分途發展。這種「知」「行」分道揚鑣的結果，造成現代青年的自我疏離，成為「失根的蘭花」。在這種背景之下，如何癒合「知」「行」兩分的裂痕，貫通「知識」與「實踐」，並使個人與社會互通聲氣？這是所有關於台灣教育的人士在高喊「鬆梆」口號之餘，應加以深思的課題。
四、以教育改革提昇台灣的「人的素質」
論述至此，如何透過教育途徑以提昇台灣的「人之素質」呢？
針對這個問題，大約有兩個途徑：(1)、形式的途徑：透過各種宣導活動呼籲「人之素質」之提昇。(2)、實質的途徑：透過教育實質內容的改變以培養新時代學生的價值觀。前者看似熱鬧但並無效果，後者細水長流，雖收效遲緩但正確可行。
(1)、所謂「形式的途徑」，其實正是過去數十年來官方所提倡的方法，過去常有政府首長到處演講，呼籲推動「道德重整運動」之類運動，在他們所提出的各項方案中，包括：編訂實踐的《論語》、編訂解釋民主觀念的書籍、建立頒發各種勳獎制度……等，睽其用心誠不可不謂之良苦，然以其所提出之方案欲求達到「道德重整」之目標，不僅如孟子所說是「緣木求魚」，而且「後必有災」。今日台灣社會道德之崩潰，誠為有目共賭之事實，但是其振衰起敝之道絕對不在於由政治人物發起所謂「道德重整運動」或心靈改革運動以教化人民，而是在於居高位的政治人物與巨商大賈從「重整」自己的「道德」，改革自己的心靈做起，因為今日台灣社會之所以快速腐化，根本原因不在於人民的墮落，而是在於居高位的政商人物的帶頭腐化。舉目所見，數年前南部某巨商為「展現實力」，夜宴千席，耗資捌百萬，而各級大小官員均「欣然與會」，並推崇該巨商「義薄雲天」。中央民意代表舉行婚禮，宴客千席，最高行政首長欣然前往主持，帶頭腐化社會風氣，莫此為甚！凡此種種皆可見今日台灣社會道德的腐化，皆來自於高層政客與巨商之無恥，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自乎一、二人而已矣」，這句話在今日的台灣似乎又得到了最真實的印證。現在這些帶頭腐化社會風氣的人物竟倒過來要求人民「心靈改革」，其不流為口號者幾希！
(2)、所謂「實質的途徑」，就是透過教育實質內容的改革，為僵化的台灣教育注入新的血液。其具體方法約有二端：
(a)、以新的教育內容建構並拓深受教育者「自我」之主體：上節分析台灣的「人之素質」之低落，根本原因在於「『自我』之去脈絡化」與「『自我』的諸多面向之衝突」，之所以致此，其原因乃在於台灣人的「自我」停留在生物層面的慾望的滿足，這種「自我」並不是深深地浸潤在歷史文化傳承之中的「自我」。
隨著戒嚴令的廢除以及快速的民主化發展，近年來台灣處於民主改革的過程中，權力鬥爭趨於白熱化與激烈化，令人目眩神搖，無所適從。而社會經濟的發展，更使價值觀念的混淆日益嚴重，許多人行為日益乖張，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妻殺其妻者有之，社會亂象不一而足，人心惶惶，無由安定。
造成這個時代的沉痾的原因不一而足，至為複雜，但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就是：這個時代的人普遍地欠缺歷史意識，他們只生存在「現在」的此時此地，他們沒有生存在「過去」的歷史時空之中，他們對於植根於「過去」與「現在」的「未來」，更是毫無展望。這樣的人正是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說的「一度空間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他們只活在當下即是的「現在」，他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於歷史意識與時間感的雙重缺乏，所以這個時代許多人心胸淺窄，目光如豆。舉目所及，我們社會中充斥著在各行各業「搶短線」的人──只求一時一己的利益而置社會整體長遠的利益於不顧。有人今日加入政黨，明日就要選中常委，選不上就退出另組一黨；有人譁眾取寵，企圖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少的努力，獲取最大的社會名望；種種怪狀，不一而足。就其原因，主要乃是由於這些人在少壯求學時代，未能經由歷史教育而培養他們思考人生問題的時間深度，使他們成為當前淺近利益的俘虜而不自知！
生於這樣一個苦悶的時代裡，歷史教育（特別是文化史教育）可以發揮提昇「人文素質」的作用，因為歷史教育可以為我們下一代厚植歷史意識，以對治時代的沈痾，使我們的下一代成為有本有源、時間感深厚的時代青年。歷史教育可以使下一代青年不再是一個「一度空間的人」，使青年知道他自己的個體生命是與民族文化的生命共其慧命，與社會群體共有榮枯；也使青年在時代變局的狂流中，不再成為迷失方向的浮萍。愈是工業化的社會中的人的心靈，愈渴望歷史知識的灌頂。
以上只是以歷史教育為例，建議經由教育內容的改進以拓深「自我」主體性之時間意識，其餘類似的教育改革可以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不必贅述。
一旦「自我主體性」建立，知識青年就能夠與社會或政治領域進行健康的互動，而癒合「認知活動」與「實踐活動」斷裂的傷痕。我所謂「知識青年的主體性」，並指兩種涵義：一是指「主─副」對待下的「主體性」；二是「主─客」對待下的「主體性」。前者是指大專知識青年文化必須明確劃分「主」「副」。青年正值人生黃金年代，以追求知識增益能力為主，其餘為副。能建立這種分界線，知識青年就能明辨分際，對事情的本末先後能了然於胸中。所謂「主客對待」下的「主體性」則是指相對於知識青年文化而言的其他類型的文化而言，知識青年以充實自我為主要急務，不能反客為主，以口號代思考，以活動為求知，淪為政治或社會活動的附屬物或裝飾品。
不論是「主─副」對待意義下的「主體性」，或是「主─客」對待意義下的「主體性」，就當前知識青年而言，都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快速轉型，台灣已經逐漸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型態。在多元社會中，各個活動領域（如經濟、教育、政治）不但各自獨立，而且都盡力發展它們的影響力道其他領域之中。作為多元社會中相對弱勢的知識青年，必須把握自己的「主體性」，才不致於隨波逐流，載浮載沈，成為其他勢力或其他領域的工具。
(b)、其次，新時代臺灣教育的內容必須強調「自我與他者」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為主體性」。也就是說，未來臺灣教育的內容，必須透過各種新的教育內容，使學生深刻體認：每個人都是處於「自我與他者」密切互動的關係網絡與價值系統之中，「自我」的意義與價值只有在這種網路與脈絡中才能彰顯並落實。同樣道理，臺灣的教育內容也必須大幅加強環保等教育內容，使受教育的人深刻體認人類與大自然的密切關係，人不能對大自然過度剝削。
綜合本節所說，從教育角度論「人的素質」的提昇，其關鍵不在於形式性地提倡，而在於實質性的教育內容的根本調整，並使其落實於生活之上。
五、結論
「台灣是我們滿目瘡痍的母親，但我們將與她終生相擁，永不分離！」14這是1997年5月24日群眾示威運動的宣言的結語，也是當前臺灣人心靈深處的吶喊。這篇論文正是這種吶喊催逼之下的反省之言。
臺灣的社會一方面固然滿目瘡痍，人之品質江河日下，令人憂心忡忡；但是另一方面，臺灣卻也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如何使這種清新的活力不但不被滅殺，而且能成為二十一世紀臺灣新生命的源頭活水，滌除當前臺灣的瘡傷，撫慰臺灣的挫折，並引領臺灣邁向健康的未來？這是我們每個人應深思的挑戰。（1999年1月10日初稿）
註 釋
1黃光國，〈論「人的素質」〉，本次研討會論文。
2馬克斯，《德意志意識型態》，收入：《馬克斯恩格斯選集》（北京：中央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1972），第一卷上，引文見頁31。
3見：《中國時報》，民國87年10月13日第5版及15日第8版報導。
4見：《中國時報》，民國87年10月15日第8版報導。
5見：《中國時報》，民國87年11月1日第8版報導。
6見：《中國時報》，民國87年12月23日第9版報導。
7謝長廷，〈台灣的國會文化〉，《自立晚報》，1995年4月28日，第23版。〈本土副刊〉。
8見：《中國時報》，民國86年11月23日，第1版報導。
9楊啟泰，〈長老教會第42屆總會通常年會總幹事報告全文〉，《台灣教會公報》2252期（1995年4月30日），第一版。
10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 O. C.,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6), Table 2-46, P. 11.
11《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臺北：教育部，1990），頁8。
12李遠哲，〈有關台灣教育改革的一些看法〉，《科技報導》（1995年7月15日），第30版。
13見：《自立早報》，1997年6月12日第1版廣告。
141997年5月24日「陪臺灣到天明」活動宣言，見1997年5月25日《中時晚報》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