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CBETA電子大正藏

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周伯戡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七期（2002.07）
頁379-390

©2002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臺北市

提要

        在今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所舉行的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正式出版了大正藏正藏，即1至55冊，以及第85冊的光碟片。日本佛教學者從1924年五月至1928年十一月所完成正藏部分，竟為 CBETA 歷時不過四年，由惠敏法師總綰全事，投入無數人力、物力、資金，領導僧俗，共同奮鬥，克服中文造字，軟體作業環境不斷改變的困難，終於這部佛教界最重要的大藏經電子化，讓法身常住於現代科技，佛光普照於虛擬空間（cyberspace）。

        本人承 CBETA 不棄，新版每每一出現（1-33冊的WIN98版，1-55冊的搶鮮版，測試版，以及現在的正式版），立刻得到 CBETA 無償使用，在此先向 CBETA 致最深的謝意。據惠敏法師以及杜正民先生告知，在正式版之後，將出版「學術版」，一次改正可能的錯誤，並補上大正藏刊行的校勘。本人不敏，在長期使用電子佛典之餘，提供一些愚見，拋磚引玉，期盼更多人為此劃時代的成就提出更精闢的看法，或許可供未來的學術版編輯參考。我的淺見僅限於 HTML 格式上的電子大正藏，因為此格式在電子版上有最大的功能。此外，本人不是電腦專家，對電腦技術上各種問題，無從置喙。

        我們首先要感謝電子版體貼的設計，下列諸端，從第一版起，即為使用者不勝讚嘆歡喜。（1）方便佛經的閱讀。任何人可以透過所附的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和日本東洋學園大學的 Charles A. Muller 教授的《東亞佛學名相辭典》，來瞭解佛教各名相的意義。（2）方便論文的撰寫。它和微軟的 WORD

文書軟體結合，使用者利用「引用複製」的功能迅速把所需的經文摘引到撰述的論文中，使寫作者免於經文輸入之苦。所引用的經文格式完全符合國際佛學論文引用的標準，這包含經名、引文在大正藏的卷數、編號、頁數、欄位、行數。使此電子佛典成為佛學論文寫作的必備之工具。（3）便於檢查他人之研究。對他人所引的經文是否正確，只要點選「GO TO」，輸入論文所提示的大正藏的冊數、頁數、欄位，即可檢查作者是否引文正確，以省翻書檢查之苦。（4）便於檢索。任何人可以輸入某一名相於「收尋」的欄位中，即可查出該名相在整本藏經或某一分部內的所在，以及上下經文關係。

        最後一項功能尤為使用者稱道。蓋漢文的佛典、論著浩如煙海，學者一直苦於從龐大的佛教文獻中，找到相關的文句與資料。因此「強記」為優秀佛教研究者的研究條件之一。然而人的記憶不是很可靠，因此古時大德作品中的經文常與文本有所出入。日本佛學界為了克服這困難，從1943年起，長達近五十年（1945-1956年中斷十二年）的時間由六所佛教大學編成了大藏經索引共三十一冊，幫助學者檢索藏經內特定的資料。今天，天賦的超強記憶力，和日本學術界長期奮鬥所產生的索引，現在為電子佛典所終結，我們不禁為今日科技對傳統人文研究所做的幫助不禁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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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ETA 電子大正藏有上述資訊科技的優點，但也有文本上的缺點。缺點來自兩方面：（1）電子佛典「覆刻」大正藏，（2）電子佛典沒有輸入大正藏最主要的《勘同目錄》，也沒有完整的輸入大正藏《總索引》。它只輸入佛經在大正藏中的編號、書名、冊號、卷頁數、譯著者姓名。相反的，電子佛典的主編者自己編了一個電子版的經錄。這個經錄，依我愚見，不但與大正藏經錄相去甚遠，在文本比較方面上，恐怕比傳統經錄的《開元錄》和《閱藏知津》也不能比擬。讓我進一步申論上面兩個個人的看法。

        （Ⅰ）、覆刻

        宋朝開版雕印大藏經以後，佛經常有覆刻本，即把印好的刊本，鋪在木板，重新照樣刻一遍，這是古時候沒有影印機，又無錢雇工校勘，但又要流傳佛經的方法。電子大正藏是覆刻紙本大正藏，或說覆刻大正藏所依的原佛經文本，如高麗藏、卍字續藏。

        覆刻本即影印本，評論人無權對影印的資料評論，所評論的對象應是影

印的原本，大正藏的本身。五零年代，先賢蔡運辰先生曾想克服大正藏的缺點，重編一部中華大藏經，但因經費不足，專業人力不夠，結果以影印大正藏結束他新編漢文大藏經的野心。[1]但他對大正藏的考察，現在仍有許多參考價值。他指出大正藏的缺點之一，「錯字每頁都有，乃自句讀…都有錯。」[2]電子佛典在錯字校勘上做了不少改進，在輸入時，一一加以糾正，並以紅字標出，因此在文本的正確上，更青出於藍。[3]可惜的是，沒有更正錯誤的句讀。

        大正藏的底本主要是高麗藏，高麗藏沒收的佛經，則補以卍字續藏本（大部分）或日本寺院、大學所藏，或敦煌，的寫本（小部分）。從1881年─1886年日本出版縮刷大藏經時，以高麗藏為底本，為藏經做了句讀。大正藏似乎繼承了縮刷藏這方面的成果[4]，若某本佛經在縮刷藏經中完成了句讀，大正藏照錄不誤。例如，「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出三藏記集》CBETA 電子版 (T55, no. 2145, p. 52, c1~2)此處應斷在「此」字上。在句讀上，CBETA 電子版「覆刻」大正藏與縮刷藏的錯誤。

        （Ⅱ）、大正藏經錄

        大正藏最偉大的成就乃重編佛教經典目錄，這是為何全藏號稱「新修」的原因。

        1920年時，日本佛學界受到雙重的學術壓力。一是傳統的漢文佛典的經錄架構需要進一步的整理；一是把歐洲新的研究納入傳統的經錄中，以與國際佛學研究銜接。[5]

        明治時期，日本出版了兩套大藏經：縮刷藏與卍字藏。這兩部大藏經的經錄仍順著先前中國兩套經錄架構：一是藕益智旭的《閱藏知津》，以華嚴為首縮刷藏；一是以智昇的《開元錄》以般若為首卍字正藏。不論哪一種架構，

1. 他後來採用台灣既存藏經，編了中華大藏經，但他也是影印各版本的佛經，沒有句讀、校勘等。

2. 蔡運辰〈影印大藏經始末記〉，《中華大藏經目錄附印經記略》（台北：中華佛教館，1959），頁28下。

3. 這不是說電子版的大正藏沒有錯字。錯字仍存在，例如「家出家弟子。多墮惡道。不至善道。滅佛正法。又是惡人命終之後。墮何[阿]鼻地獄。」《釋淨土群疑論》CBETA 電子版 (T47, no. 1960, p. 49, c8~9) 「何」應做「阿」。但是比起過去的刻本或鉛字本，改正變得容易。讀者若發現正式版若有錯字，應該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聯絡。CBETA 也應該把這些人的名字放在感謝文的某處，以彰其功德。

4. 我利用頻伽藏（縮刷藏的覆刻本），校過幾本大正藏的佛經，發現在句讀上，兩者的錯誤是相同的。我推測大正藏沿用了縮刷藏的句讀。

5. 許多人以為，大正藏的編輯與刊行是因學生買不起縮刷藏。參看小川貫弌《大藏經，成立の變遷》（京都：大藏會，1975），頁105。我想這不是主要的動機。

佛典都以大、小乘；經、律、論；重譯、單譯；西方聖賢撰述、此土（中國）聖賢撰述等大項分類。

        1920年，日本佛學界從派赴歐洲研究的學者處，累積了相當多當時文本與語言的研究成績。十九世紀晚期，歐洲學術界剛對佛教研究起步，研究的重點放在巴利文的佛典上，梵文的研究正從印度教的典籍轉向佛教。西藏佛教與中國佛教研究尚未萌芽。[6]年輕的日本學者此時向 Max Müller，Ernst Leumann，Lévi，Poussin 等人學習梵、巴等語，不但與西方學術界接頭，並且介紹中國佛教與西方學者，如南條文雄把北藏的目錄於1883年翻譯成英文（南條目錄），大開西方佛學研究的視野，遂使日本與西方在佛教研究上同步起飛。

        歐洲佛教學者沒有東亞佛教大、小乘傳統的壓力。在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7]他們平等的對待三個不同的佛教傳統：北傳、南傳與藏傳。從文獻的考察，歐洲學者以為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佛典代表早期，原始的佛教教義。新的研究成果也迫使日本的佛學界檢驗並重新分類漢文佛教文獻。1920擔綱負責大正藏編輯的高楠順次郎就是巴利文佛典的專家。

        但是大正藏的經錄結構不完全以經典發展史為邏輯所編定的。它同時承襲了中國傳統的經錄分類；並在智旭與智昇兩個經錄的傳統上，加上新的歐洲研究的視野與成果。

        大正藏首次揚棄傳統以大、小乘為分類的標準。但仍維持佛藏經、律、論三分，以及《閱藏知津》所主張的印度、中國兩部，但加上了縮刷藏新成立的日本撰述部而使印度、中國、日本的佛教作品，三分大藏經。在編輯印度撰述部時，大正藏盡可能地收羅了當時可知的漢譯佛經。在編輯中國撰述部時，大正藏只選擇影響日本佛教較深的中國僧侶的作品，[8]以印度、中國撰述部構成正藏系統，再以日本僧侶作品編成日本撰述部形成續藏。[9]

        在經的部分，先以巴利文五部尼科亞前四部──長、中、相應、增支，和漢文四阿含──長、中、雜、增一對照，最後把漢文對應的小部的佛典結集成冊，命名為「本緣部」。

6. J. 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ōsei Publishing Co, 1997。

7. 參閱Nathaniel Schmidt, Early Oriental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842-192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3(1922): 1-14。

8. 蔡運辰先生對此頗有批評，見前引文。

9. 我懷疑這是延伸經續的觀念，編成「續」藏。

        接著，綜合《開元錄》與《閱藏知津》的分類，把漢譯大乘佛典分別歸入般若、法華、華嚴、涅槃、寶積、大集等六部。把不能歸入這六部的經典，立「經集部」。

        在此之後，立「密教部」，因密教宣稱它們的經典為「經續」。以上是經藏。

        接著，立「律部」，收漢譯律藏的佛經。

        接下為對應論藏，立「釋經論部」，收印度論師對經的註釋。進而立「毗曇」「中觀」「瑜伽」三部，放印度佛教三個主要哲學派別的作品。最後把不能列入三大佛教哲學系統的作品收入「論集部」。

        以上屬於印度撰述部。

        接下來的中國撰述部，主要以中國（包含朝鮮）僧侶為主，對應上述印度佛教經典的安排，做經疏、律疏、論疏三部。對中國僧侶自由撰述的作品，統以「諸宗部」收之。這些作品有的有清楚的宗派意識如智顗，有的非常模糊如僧肇。宗派的安排仍以縮刷藏的分類次序為主，即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天台宗，淨土宗，禪宗，但在華嚴與天台之間加入律宗的作品，在天台與淨土之間，加入少量密教作品。

        最後，把《閱藏知津》的傳記、護教兩部併成「史傳部」，纂集、音義兩部併成「事彙部」。把傳統誤入為佛教的經典拿出，另立「外教部」。並依著漢文經錄的傳統，把「目錄部」放在最後。於是完成大正藏分類的二十四大部。

        新修的經錄從任何觀點來看，仍在中國經錄的傳統中。智昇在《開元錄》開宗明義說：

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但以法門幽邃，化網恢弘。前後翻傳，年移代謝。屢經散滅，卷軸參差。復有異人，時增偽妄。致令混雜，難究蹤由。是以先德儒賢，製斯條錄。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猶未極根源，尚多疏闕。昇以庸淺，久事披尋。參練異同，指陳臧否。成茲部帙。 （《開元釋教錄》CBETA 電子版 T55, no. 2154, p. 477, a6~14)

        換言之，目錄應該包含下列數項：（1）是否屬於佛經或是偽稱為佛經，

（2）譯著者的背景與資料，（3）佛經出版的時間、卷數、頁數，（4）佛教經典的分類與文本之間的關係，（5）翻譯的次數。依此，大正藏遂編有五個目錄──《總索引》、《一覽》、《勘同目錄》、《著譯目錄》、《索引目錄》。但這五個目錄包含了1930年以前學術研究的成果。除了記譯著者、翻譯、出版時代、經本的注疏、卷數等，還包含梵漢、巴漢對勘，漢文、巴利文、梵文大正藏使用的佛教的文本，經本的漢文、日文發音，以及可知的巴利文、梵文與西藏文的經名。不但把漢文佛典放在佛教為一世界性宗教的廣大視野中編輯，並對漢文大藏經的國際化做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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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ETA 的電子佛典有一新的經錄。改大正藏二十四部（若含第八十五冊的古逸部、疑似部兩部，則是二十六部）為二十部。[10]並把「部」改成「部類」，把各經典的分類做了小幅度的整理。我把原經典的位置和它們在電子佛典的位置列表對照如下：

10. 參閱釋惠敏，〈資訊時代的佛典目錄初探〉，第四屆中華佛學國際會議論文，收在法鼓山全球資訊網中，「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下，參見 www.ddm.org.tw/index.htm。在慧敏法師的論文中，還有一份經錄，出於電子版的搶鮮測試版，內容雖有出入，但仍以「文句檢索」考量為主。

        新的經錄與大正藏經錄主要的不同有下列幾點。（1）中國僧侶注疏的作品全放在原印度佛典之下。（2）中國宗派的作品只留下淨土與禪，並且獨立出來各成一部類。天台放在法華部類下，華嚴放在華嚴部類下，律宗放在律部類。（3）原事彙、外教、目錄三部全併成「事彙部類」。（4）第八十五冊改以「敦煌寫本類」統領。

        新的經錄的產生，根據主編者慧敏法師的意見，以為「由於不同的時代需求與觀點，因而產生不同的經錄，從電子時代或資訊時代的角度去看，我們要整編出因應電子時代的經錄」。CBETA 的電子佛典要做到，「不能只停留在資料庫(Database) 的層級，我們希望的是它也能給我們知識。」所以電子佛典「要考慮到資料與資訊的系統性及關聯性」，「在人腦內才會產生新的知識。」它的方法是（1）「利用電子文件的特性，將大正藏原有編目呈現樹狀結構，便於更有系統的深入經藏」，及（2）「將各類佛典內容與性質的相關性呈現關聯結構，發揮更有效率的文句檢索。」樹狀結構的好處是「有系統的

深入經藏，而不會像直接跳進經藏大海一樣毫無頭緒，更能讓使用者瞭解經藏的系統架構，以便觸類旁通。」[11]

        我對資訊科技乃是門外漢，不知道資訊科技能否主宰佛經的分類，以及如何應用此科技到佛經文本的比較上。CBETA 似乎只從「文句檢索」考慮經錄的編纂，而不是從漢文佛教經錄編纂的傳統中著眼。從所呈現的電子經錄看來，此經錄只在大正藏的文本分類上做了一些更動，它不但沒有把中國一千年來傳統的經錄文本比較的成果吸收進來，也沒有把大正藏的文本勘同納入，甚至沒有反應1930年以後佛教文本的研究成績。讓我申論如下:

        （一）關連性的結構是指在同本異譯下，不同譯本之間的文本關係。這個工作早在第四世紀道安編《綜理眾經目錄》時就開始處理，以後歷代經錄踵隨其後，愈發精細。594年，法經撰《眾經目錄》時，開始較詳細的文本關連性的敘述，如《鹽王五天使者經一卷》，經名下，法經註明「一名鐵城泥犁經，出第十二卷」 《眾經目錄》CBETA 電子版 (T55, no. 2146, p. 129, c4)」，在臚列了二十九部經後，法經說「右二十九經並是《中阿含》別品異譯」。這個文本對校的工作到了智昇手上更加細密。大正藏編輯諸公就是承襲這個文本對勘傳統，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上，我們讀到 「No. 0042 鐵城泥犁經（一卷）[Nos. 26(64), 43, 125(32.4)], 東晉竺曇無蘭譯。」括弧內的說明至為重要。它說明此經和NO 26的《中阿含》的第64小經〈天使經〉，或No. 0043《閻羅王五天使者經》，或No125《增一阿含》的32小經〈善聚品〉中第四小節「天使」相當。在No. 0043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卷）條下，我們看到[Nos. 26(64), 42, 125(32.4)]的相互解釋。這種文本的校勘，日本學者一方面接收了中國古時大德的校勘成果，另一方面，擴及漢文阿含與巴利文尼科亞的比較，做的比中國古時大德更上一層樓。在大正藏的《總目錄》和《勘同目錄》中，我們看到各種同本異譯的文本關連性；在電子佛典裡這關連性完全消失。

        （二）刪除經疏、律疏、論疏三部，不妥。此三部的作品放在《閱藏知津》的「此土聖賢撰述」，在電子經錄中消失意味著中國僧侶所做成為印度佛教經典的附庸。此舉不但違反《閱藏知津》以來經錄的分類的傳統，也違反宗教不同論述（discourses）的現代學術傳統。

        （三）把天台宗的作品放在法華部類下，或把華嚴宗的作品放在華嚴經

11. 同前註，頁4。

部類下這種作法，不當。中國宗派強調圓融，宗派思想超過任何特別一經的範疇(horizon)。此外，大正藏以慧遠《大乘義章》為首。此書屬於何宗，令人難解，CBETA 立地論宗歸之。六朝佛教有地論師、涅槃師，以研究某一經享譽學界，沒有宗派思想。CBETA 也標出三論宗。在三論宗下收僧肇、吉藏以及慧遠與羅什的書信。三論或在日本為宗，但這不是中國佛教的事實，[12]僧肇本人應該不會承認有三論宗之名，或者自己歸於三論宗思想中。

        （四）般若經類下分割玄奘《大般若經》為上品、中品、小品、天王、文殊、那伽室利、金剛、理趣、六分。此說應來自印順[13]；修訂印順所說的下品改成小品。印順此說「依《大智度論》三部說，稱為『下中上』」[14]，此三部說即《大智度論》中言「是般若波羅蜜部黨經卷。有多，有少，有上中下。《光讚》、《放光》、《道行》。」(T25, no. 1509, p. 529, b22~23)他引用第六世紀的傳言，認為上品是《光讚》、中品是《放光》，小品是《道行》。並且說「竺法護譯出《光讚》的時候（西元286），中國佛教界可能已聽說過『三部般若』了。」[15]這是印順在作品中的揣測之詞，他無意加以肯定。此外三部般若是許多般若經分類的一種。依我有限的知識，似乎沒有其他般若學者以此為標準，割裂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16]傳統佛教經錄學者以《大般若經》的第幾會相當於其他哪一本的般若經，這個工作早於智昇時就開始了。在《勘同目錄》中做得更詳細。若說為了形成某種「知識」，般若經因此被割裂，華嚴、大集、寶積等各大部也可以如此做，那麼為何又不如此做？

        （五）電子佛典的經錄有為分類而分類的問題。智昇立大乘經五大部之後，把其他大乘經典一股腦的放了一堆，因為進一步的分類實在太困難。大正藏編者當然也知道其中難處，於是立了一個「經集部」，（同理，立「論集部」）把各種經典稍加處理放在一堆解決此問題。電子佛典要整理大乘六大部以外的經典，於是立了下面幾類做進一步的分類：「佛名經類」，「諸佛本願經類」（下含兩類經典：彌勒經類，藥師經類），「所問經類」，（下含兩類經典：維摩詰經，天請問經），「禪經類」，「三昧經類」，「法相經類」，「瓔珞經類」，

12. 參閱湯用彤〈論中國佛教無十宗〉、〈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兩文，收在《湯用彤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64-213。

13. 參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0）。

14. 同前註，頁599。

15. 同前註，頁594。

16. Hanayama Shōyū, “A Summary of Various Research on the Prajbaparamita Literature by Japanese Scholars,” Acta Asiatica 10 (1966): 16-93。

「金光明經類」，「如來藏經類」，「楞伽經類」，「解深密經類」，「福田經類」（下含兩類經：盂蘭盆經，溫室經），「緣生經類」（下含兩類經：稻芋經，稻芋經古逸疏），「業道經類」，「名數經類」，「四十二章經」，「數珠經」等類。最後不能再分了，便以「諸雜經類」結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了討論佛教的法相、福田或業道，去引用分類下的佛典。此外，以既有的經名來立經類，不能幫助讀者瞭解這類佛經，如「所問經類」；經藏的作品大都是對話體，如此經類名不能顯示這類佛典的特殊特色。還有，477至591各經編在「維摩詰經」下是錯的。再者，把各種龍王經編在「天請問經」下也不對，因為龍王不是「天」。編到最後，出現的「諸雜經類」，證明當初大正藏編經錄的人眼光獨到，立一「經集部」便利分類的處理。

        （六）立「敦煌寫本類」對大正藏經本收集認識有誤。第八十五冊中的古逸部不完全是敦煌寫本，如No. 2753 《華嚴經章》、 No. 2754 《華嚴略疏卷第三》是日本寬文十年的寫本。在五十五冊前，倒含有許多敦煌的寫本，如No. 2140《摩尼教下部讚》，No. 2141A《摩尼光佛教法儀略》，No. 2090《釋迦牟尼如來像法中滅盡之記》，No. 1535《大乘四法經釋》等。

        （七）電子佛典對進一步分類的稱名不統一，有時用單本，如「長阿含經單本」，有時用「異譯」如「寶積經異譯」。有時用「經餘」如「涅槃經餘」，有時用「經等」如「新華嚴經論等」。有時用「經類」如「經彌勒類」。傳統的經錄如594年法經撰眾經目錄時，立了「一譯分」「異譯分」解決這類問題。電子佛典可以參考傳統大德分類的格式。

        （八）電子佛典仍有若干輸入的小錯誤。如開元錄末，十九卷與二十卷重出，內容大同小異，皆是入藏錄。大正藏編者不知道哪一份正確，於是兩者並列；對第二份，稱之為「重出」。但是電子佛典稱之為「附文」。我以為應恢復原稱「重出」，「附文」意指前面第一份入藏錄為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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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藏為佛教學術界所採用的佛教大藏經。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發大宏誓，以現代資訊科技把紙本大正藏電子化，這是正確的，也是眾生之福。在輸入過程中，協會注意到大正藏的錯字，並加以改正；依我之見，也應該順

便一併修改錯誤的句讀。[17]此外大正藏的勘同目錄與校勘也應放在電子版中。

        當然，許多這類問題涉及到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的授權上。授權的內容是否包含昭和法寶總目錄的三大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是否有權修改大正藏的內容，譬如校訂文字、句讀、校勘、甚至經錄？若協會沒得到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輸入大正藏有關的經錄，那麼日本佛教界太精明了，它讓 CBETA 作下游輸入的工作，自己仍保留上流知識的核心。眾所周知的，大正藏的底本以高麗藏為主，這些經本已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日本佛教界毫無智慧財產權，任何人都可以輸入。而大正藏的勘同目錄才是大正藏是精華。CBETA 不應該「棄精華而取糟粕。」[18]

        若校勘仍得依大正藏進行，那麼大正藏依縮刷藏的四藏校勘所犯的版本認識的錯誤，就不能被糾正了。縮刷藏把高麗藏＝麗本、資福藏＝宋本、普寧藏＝元本、嘉興藏＝明本，在宋、明本上犯了以偏蓋全的作法。大正藏編輯時，日本學者已經知道這個錯誤，但是為了迅速編完大正藏，這個錯誤被延續下來。現在，當時日本學者不能見的金藏、蹟砂藏、或以遼藏金藏為底本的房山石經，今天也隨手可得，宋本的崇寧藏、毘盧藏、思溪藏、或各種明本藏經如洪武南藏等也被發現，清代龍藏的刻板與經本俱在，今日中國大陸所編的中華大藏經在文本的校勘上，就比大正藏更優越、更正確。

        若無「授權」的問題，CBETA 在經錄的安排上也應修改大正藏的錯誤。第八十五冊的敦煌資料，前賢指出其中的錯誤，[19]不知道能否更正，因為這和正藏沒有直接的關係。

        日本佛學界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部偉大的大藏經，乃是由當時強烈的帝國主義的精神所推動，此處不能細論，將另撰文討論。[20]遙想日本當初得依中國思溪藏與嘉興藏，刻天海藏、黃檗藏。今日時空移轉，中國得覆刻日本縮刷藏（頻伽藏）與大正藏（CBETA 電子版）。佛法雖無國界之分，佛典編纂，究竟有民族之功績，CBETA 僧俗諸君，既有新編經錄之志，或可一改「覆刻」之心態，在出電子大正藏的「學術版」時，能編出「出於藍，更

17. 中文讀者理應顯示比日本人更加的中文閱讀能力，不應該順著一百多年日本人的誤讀。日本學者在研究某部佛經時，訂正了不少大正藏錯誤的句讀，CBETA 應該參考這些作品。

18. 呂澂評頻伽藏語。上海頻伽舍翻印縮刷藏，把校勘拿去，引起呂澂做上述評論。見氏著，《佛典泛論》，收在《呂澂佛學名著》，（台北：老古出版社，1984），頁33。

19. 左景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5卷----舊刊新評〉，《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v.2，（北京：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1983），頁620-626。

20. 有興趣的讀者，可找出高楠順次郎的作品閱讀。

勝於藍」的版本，一張台灣佛法之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