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

黃啟江
故宮學術季刊 7:4
1990 夏 十三頁~三十一頁


. 一三頁 一、前言 中國歷史上官設譯經機構負責翻譯佛經,除了唐代之外,以北宋 為最盛。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五年(九八0)於太平興國寺西院設立譯經 三堂,並於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完成譯經院,專司譯經。至神宗元 豐五年(一0八二)譯經院廢置為止,百年之間,譯經不輟,共譯成二 百五十九部,七百二十七卷梵經,僅次於唐代。【註一】。由此可以 看出,北宋朝廷在譯經上所投注的金錢與時間,是相當可觀的。雖然 其成果及影響均不是很明顯,但譯經工作的進行對提高佛教地位及傳 播佛教信仰,未嘗沒有直接的影響。 北宋的譯經事業,除有華、梵僧侶參與外,也有儒臣參加。儒臣 多擔任潤文官,職司翻譯文字的潤色。僧侶所譯之佛典,經儒臣加以 潤色刊定後,方才刻板刊行。故潤文官之職,就整個翻譯過程來說, 相當重要。譯經之完成定稿,實有以賴之。此種職務,理想上應由對 佛教教義有認識,在佛學上有基本修養之儒臣擔任。若僅由文采佳而 不知佛教者負責,則譯成之佛典,必有窒礙難解或違悖原義之處。譯 經之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宋代譯經不少,觀其譯場設置之完備,對譯 經人員素質之重視,譯經過程之審慎,在潤文官之選派上,必有一定 的準則。譯經潤文官之佛學素養是否為提任此職之必要條件?若答案 為肯定,則此輩潤文官與佛教的關係如何?這種關係對北宋的社會有 何意義。這些問題關涉北宋諸帝崇佛之誠意及高級官僚與佛教的關係 ,為研究宋代佛教史,尤其是儒釋關係,所不容忽視之問題。 一四頁 二、譯雜院之設立與職掌 宋初譯經院的設立實非偶然,乃基於客觀情勢的需要。宋太祖即 位後,西域不斷有僧侶來華。除了梵僧之外,也有求法歸來之華僧。 這些歸來之華僧往往偕西域使者齎經而返。譬如乾德二年(九六六), 西域歸來之滄州沙門道圓偕同于闐使者來京師,即獻有「佛舍利貝葉 梵經。」【註二】其後(九六七)太祖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入 西域求法。西域各國風聞宋天子熱心佛法,紛紛遣使與華僧齎經來謁 。【註三】如開寶四年(九七一)中天竺僧曼殊室利偕沙門建盛同來, 曾「詣闕獻貝葉梵經。」【註四】這些西域國家之使者與華梵僧侶都 受到宋皇帝之賞賜與獎勵。影響所及,乃有西域沙門集體來謁之現象 。直至仁宗時,華梵僧侶仍不斷齎經而來。 太祖之獎勵僧侶來華,對地方官也頗具鼓舞作用。開寶六年 (九 七三) ,鄜州(今陝西延安)知州王龜從就與中天竺來之三藏法天、河 中府梵學沙門法進合作譯出法天攜來之《聖無量壽經、七佛贊》。【 註六】同年,王龜從表奏皇帝,獻上譯經。太祖詔法天赴闕慰問並賜 紫方袍。【註七】此次譯經,王龜從負責潤文,扮演後來潤文官之角 色。惟此時西來梵僧,能夠譯經者不多,而太祖皇帝對刻印藏經似更 熱心,故終其世未聞有從事譯經之計劃。【註八】 太宗即位後,繼續尊奉佛教,西域沙門也仍陸續攜梵夾入覲。其 先有梵僧吉祥攜來貝葉梵經(九七七),後又有歸來華僧繼從等齎回梵 經若干(九七八)。【註九】至太平興國五年(九八0),北天竺迦濕彌 羅僧天息災及烏填國僧施護至,太宗始有意於譯經。 太宗本身崇尚佛教,而天息災、施護與前此東來之法天又都曉華 語,於是太宗「遂有意翻譯」。【註一0】同年,太宗詔中使鄭守均 在太平興國寺太殿西度地作譯經院,設譯經三堂。【註一一】至太平 興國七年(九八二)六月,譯經院成,為北宋譯經之常設機構,至元豐 五年(一0八二),歷百年方廢。【註一二】 所謂「譯經三堂」,即是譯經、證義、潤文三堂。其中譯經堂在 譯經院中央,潤文堂在東,證義堂在西。【註一三】譯經 一五頁 堂設譯主,主要由梵僧天息災、法天、施護等擔任。其他譯經人員尚 有證梵義梵僧、證梵文梵僧、梵學書字、梵學筆受、梵學綴文、參譯 、刊定等,各有所司。【註一四】這些職務都由兩街義學、梵學沙門 擔任。譯稿大略完成之後,經潤文官潤色刊定,一部梵經之翻譯始告 完成。可見整個譯經過程是相當慎重的。 在譯經院成立以前,太宗曾接見天息災、法天、施護等人入朝閱 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夾,選梵經以備翻譯。【註一五】譯經院成立後 的第一個月,譯經人員合作的結果,譯成了三部梵文佛典:法天主譯 之《吉祥持世經》、施護主譯之《如來莊嚴經》、天息災主譯之《新 譯聖佛母經》各一卷。【註一六】三經既出,太宗乃詔兩街僧選義學 沙門百人詳定經義。當時左街僧錄伸曜與諸義學僧以為「譯場久廢, 傳譯至難,」而「迭興諍難」。【註一七】對短期間譯出之佛經頗有 疑義。但經天息災等手持梵本,華梵對譯,義理昭然,神曜等才表示 信服。【註一八】 此次譯成之梵經三部,經太宗下詔編入大藏後,便刻板流行。太 宗曾親臨譯經院慰勉譯僧,賜與臥具、幕繪等以示鼓勵。於是「盡取 禁中所藏梵夾,令天息災等視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註一九】嗣 後,並選梵學沙門一人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擴大譯經院之 編制。譯經院之名也改為傳法院(九九一),由每歲再三呈獻新譯梵經 改為每誕聖節獻經。【註二0】至景祐二年,譯出之大小乘佛教經論 共二百四十三部。此後,雖仍續有翻譯,但西域獻來之梵經已不多, 雖仁宗曾遣僧入西域求經,但仍感不足。另一方面,翻譯人才日漸凋 謝,譯事難以為繼,故譯成之佛經數量就愈少。【註二一】 事實上,譯經院自開始進行譯經後不久,因為譯經人才之有限, 天息災等即曾建元培養人才(九八三)。天息災等人之看法是: 歷朝翻譯,宣傳佛語,並在梵僧。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 則譯場廢絕。【註二二】 天息災等希望「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字學。」【註二三】此 議針對實際情況而發,未雨綢繆,為義甚佳。故太宗見奏,遂令兩街 自童子五百人中選得惟淨等十人,詔送譯經院受學。使譯經院在例行 的譯務之外又負責梵學的教授。同時,為使梵經之來源無缺,太宗一 方面下詔於陝西諸路訪求私藏梵經(九八五),【註二四】一方面下詔 令西來梵僧及歸國華僧將所持梵經並先奏具,封題進上(九九三)。【 註二五】對西來梵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都館於傳法院。人才與 梵典之集中 一六頁 ,使得譯經工作可以持續百年之久。 仁宗天聖年間,西域進獻之梵經已多譯完,新本又缺,譯經三藏 法護、惟淨年事亦高,曾於天聖五年(一0二七)兩度上奏,乞老歸山 : 近者五天竺所貢經葉,多是已備之文,鮮得新經,法護願迴天 竺,惟淨乞止龍門山寺。【註二六】 二人之請,雖未經仁宗允許,但新經缺乏與主譯者之老化,使譯 場呈現青黃不接之困境。仁宗有鑒於此,對蒐求梵經更加留意。明道 期間曾遣沙門懷問入西域「求訪東土未有之經,齎還翻譯。」【註二 七】懷問求得之經與天聖八年(一0三0)天竺沙門不動護所獻梵經十 四夾,及天聖九年(一0三一)天竺沙門金剛所貢梵經五夾,使梵經無 虞匱乏,譯經事業不致中斷。【註二八】凡此皆可見宋朝對梵經之蒐 集與翻譯之勤,亦可見譯經院(傳法院)確能發揮其設立之宗旨與預期 之功能。 三、譯經潤文官之選任 潤文官負責參詳潤色已譯完之經文,確為必要,其設立之由,贊 甯(九一九──一00一)之看法如下: ......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恆,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 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 之。故義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人次文潤色 也。【註二九】 依贊甯之說,潤文官或一員或多員,並無定數。但條件是「通內 外學」。換句話說,唯有兼通儒釋經典之儒臣方能充任。贊甯以唐中 宗時期義淨譯場為例,說明潤文官在「不失佛意」的原則下,就譯文 之俚俗處剛改刊正,成就其任務。這種工作由「通內外學」之儒臣來 擔任既是唐代的例,在組織相當嚴密的宋代譯場,以「通內外學」 之儒臣來充任潤文官當是順理成章之事。 準此而論,宋代潤文官應都是通內外學之學者。這些學者人數的 多寡、官階的高低、信仰與交游等,都可能造成對佛教有利的情況, 對幫助佛教的流佈與當時學術社會風氣定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從另一 角度來看,佛學因為皇室的重視佛教,已 一七頁 變成一種專門學問,士大夫無論喜好與否,總會面對它,或思考與它 相關的問題。 宋代潤文官的人數現已難考。一方面是現存的有關記錄太缺,另 一方面則是記載簡略、混淆,不易統計。比較直接的問題是「譯經使 」與「譯經潤文使」的問題。原來宋太宗時譯經院設譯經潤文官,都 以「潤文」為名。真宗時又加設譯經使,由宰臣兼任。唯譯經使之名 ,各書記載互異。有僅稱「譯經使」者,【註三0】有稱「譯經潤文 使」者,【註三一】也有稱「譯經使兼潤文」者。【註三二】稱「譯 經使」,則其職似統籌整個傳法院之譯經工作。稱「譯經潤文使」, 則其職似為潤文而設。稱「譯經使兼潤文」,則兼統譯經及潤文而實 際參與潤文工作。因為都由宰相兼任,不管名義為何,凡受詔兼任此 職之宰相都能過問傳法院之工作。問題在它可能只是個虛銜,也可能 是個實職。若是虛銜,則無需參與實職文潤文,便不能算是潤文官。 若是實職,則亦參與潤文,可視為潤文官。 比較可能的情況是慶曆三年(一0四三)章得象受詔任譯經使之前 ,宰相之兼譯經使者都實際參與潤文。這是《景祐新修法寶錄》稱丁 謂、王欽若、呂夷簡「充譯經使兼潤文」之故。這時的譯經使「降麻 不入銜」,故名稱較簡單,而「兼潤文」就可以視為擔任譯經使額外 之工作。譬如王欽若受命兼譯經使時,就實際赴傳法院履任: 「(天聖)三年冬十月,兼譯經使,赴上于傳法院,歸第感疾, 請告踰月。詔使國醫相望于道。十一月丙午,聖駕臨問,賜白 金五千兩。戊申,薨于東京永定坊第之正寢。」【註三三】 王欽若雖方上任即告假,卻實際赴傳法院任職。他既然「兼潤文 」,就可算是負有實際責任之潤文官。丁謂、呂夷簡之情況亦同。 章得象以後的譯經使改為「降麻入銜」,名稱比較一致,都是以 宰相充「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註三四】這 些人是否實際參與潤文,因無記錄可循,暫不視為負責實際責任之潤 文官。 若合丁謂、王欽若、呂夷簡三人同計,宋代潤文官可得十六人。 依時間先後,他們是:張洎(九三三─九九六)、湯悅、楊礪、朱昂 ( 九二五─一00七)、梁周翰(九二九─一00九)、趙安仁(九五八─ 一0一八)、晁迥(九五一─一0三四)、楊億(九四七─一0二0) 、 丁謂(九六六─一0三七)、李維、王欽若(九六二─一0二五)、 一七頁 夏竦(九八五─一0五一)、王曙(九六三─一0三四)、呂夷簡 (九七 九─一0四四)、宋綬(九九一─一0四0)、高若納(九九七─一0五 五)。【註三五】 這些潤文官任期之長短不一,其兼潤文時之原官職也不同。任期 長者有十年以上,如張洎之十三年,趙安仁之十二年。任期短者則一 年、三年、至五年不等。官職方面,多半潤文官都有翰林學士之資格 ,有或曾任參知政事(趙安仁、王曙、宋綬)、或曾任樞密使或副使者 (楊礪、夏竦)。官階都在正三品以上。光祿卿湯悅雖為從四品,但他 在仕南唐時,曾任宰相,也曾風光一時。王欽若以後,當潤文官者非 參政即樞密,譯經潤文「其事浸重」,【註三六】每逢獻進新經,必 行「開堂」之禮: 每生辰必進新經。前兩日,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譯之開堂。【註三七】 凡此皆可見譯經之日形重要,至仁宗時已為朝廷大事,潤文官由 各部郎官而至參政、樞密來兼,更非等閒之職,對潤文官之選派自也 不是尋常之事了。 四、潤文官與佛教之關係 宋以科舉取士,其能第進士,入為翰林,或以特科選入內廷為官 ,自然都是高才博洽之士。其能「通外學」,固無疑義。若能兼通「 內學」,自然是潤文官的最坐人選。宋太宗嘗謂「儒人多薄佛典」, 【註三八】言下以欲得一不薄佛典者為難。但太宗得朱昂撰塔銘,又 以之為潤文官,似毫不費力。〔註三九】其後真、仁二朝,潤文官之 來源似也無匱乏之虞。可見宋初濟濟多士中,博通儒釋之學者,實不 在少。是以贊甯所謂潤文官係「令通內外學者充之」,雖指太宗之時 ,亦適用於太宗之後。其人與佛教之關係就不能視為一單獨現象,而 應放在歷史的脈胳中考量。 一般來說,正史對此問題著墨不多,雖偶有簡略敘述,多零碎片 斷,無法據以作有系統之考查與研究。若涉及此問題人物之文集不傳 ,端賴筆記、志書,及其他資料,則研究更難。本文僅就所見,抉幽 探微,期能提醒宋代儒釋關係上為人所忽 一九頁 視者,以利於宋代佛教史之討論。 宋初的第一組潤文官是張洎與湯悅。他們是宋太平興國七年 (九 八二) 第一次譯經的潤文官。張洎共提任潤文官十三年,並從雍熙元 年(九八四)三月至淳化五年(九九四)四月,獨力完成七十二部譯經之 潤文,【註四0】對宋代之譯經貢獻至大。史稱張洎「少有俊才,博 通墳典;博覽經史,多知典故。」〔註四一】又說他「風儀灑落,文 采清麗;博覽釋道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註四二】「文采清麗 」與博覽經史、釋道書應是他任潤文官之原因。張洎雖兼通禪寂虛無 之理,但未留下任何討論釋教之文字,故其對佛教之看法如何,吾人 也不得而知。與其同時任潤文官之湯悅,據說曾撰有「揚州孝先寺碑 」。碑文現已無考。只知此碑文撰於他仕南唐元宗李璟之時。周世宗 親征淮南,曾駐蹕揚州孝先寺,讀湯悅之碑文,為之嗟歎良久。【註 四三】據云湯悅為文「典瞻、切於事情」,【註四四】為周世宗所深 愛。其碑文要能表現典贍之特質,必多徵引佛義,實非不通釋典者所 能。 太宗時以深於內典著名之儒臣尚有楊徽之(九二一─一000)、 朱昂(九二五─一00七)、蘇易簡(九五八─九九六)、李沆 (九四七 ──一00四) 等人。其中楊徽之「好談名理,多識典故,」又「崇 奉釋典,酷信因果。每五鼓即起,盥漱,誦金剛經。如是者三十年未 嘗暫廢,所誦亦數十萬過矣,」【註四五】是虔誠佛教徒,亦是優秀 潤文官人選。其未能膺選為潤文官,恐與張洎之「飛語中傷」有關。 【註四六】蘇易簡少年得志,年未滿三十即入翰林。他雖然「旁通釋 典」,【註四七】但曾於所撰碑文中有鄙佛為夷人之語,不為太宗所 喜。【註四八】其後太宗以「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跡」,【註 四九】乃以朱昂撰寫碑銘。李沆「崇奉內典,洞曉真諦,每燕居靜慮 ,深念無生旁行四句,」【註五0】也是個潤文能手。太宗以之掌書 命,頗能「啟迪前訓,潤色鴻業。」【註五一】未參與潤文,實為太 宗別有任用之故。總之,太宗時期之儒臣,未必都薄佛典,也未必都 與蘇易簡相似,視佛為夷人而鄙之。太宗倚重儒臣,量才而用,使各 盡所長。張洎與湯悅之為潤文官實不過一端,不能僅視為太宗安置南 唐遺老之策。 真宗時期,通釋典之儒臣較多,潤文官亦多。其中楊礪(九三一 ─九九九)擔任咸平元年(九九八)之潤文,獨力潤色七部譯經。【註 五二】楊礪通釋典之事,正史未及,其他資料也未見。其與佛教之唯 一關連是曾寄寓僧舍,夢見來和天尊。 二十頁 後事襄王(真宗),乃以為來和天尊現世。【註五三】楊礪與佛教界當 有其他關係,但因史料無徵,也不便多予揣測。楊礪之後,朱昂繼任 潤文官。從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四年(一00一)共潤色譯經四部。【 註五四】朱昂出生於儒學之家,但「深達佛老之旨。」【註五五】在 太宗時已名重一時。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開寶寺靈感塔成,太宗 即詔翰林學士朱昂撰文誌其事。【註五六】太宗當時以儒人多薄佛典 ,而未見朱昂有譏佛之跡,故深加倚重。【註五七】朱昂之文既成, 「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註五八】真宗即位,以朱昂接楊礪 之後潤文,是否受太宗選朱昂撰文一事之啟發也未可知。朱昂致仕之 年,真宗錫宴玉津園,群臣以詩誌其事。楊億之詩有此一聯:「素風 有予堪傳遺,禪論將誰共對酬。」【註五九】可見朱、楊二人為談禪 論道之友。 朱昂之後,梁周翰為潤文官。梁周翰與高錫(?──九八三)、柳 開(九四七─一000)、范杲齊名,都是著名一時的「古文」家。梁 之文體尚淳古,辭學為流輩所許。【註六0】他從咸平四年(一00 一)至景德二年(一00五)潤色十八部譯經。【註六一】當也是深 於佛學之儒。惜其與佛教之關係多不見於記載。梁周翰之後的趙安 仁亦如此。趙安仁擔任潤文官時間甚長,從景德三年(一00六)至天 禧元年(一0一七)十二年間,共完成三十二部譯經之潤文。【註六二 】其間並與楊億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於大中祥符六年完稿。後將太宗 御製《妙覺集》編入此經錄,完成二十一卷之《大中祥符法寶錄》。 【註六三】此經錄收載太宗以來所譯梵典,撰寫提要,並敘述其迻譯 過程,列舉參譯、潤文及監譯人員,對於佛典之保留及佛教的流佈, 貢獻至大。我們對宋譯佛典的認識,實得力於趙安仁等所編寫之經錄 。 楊億雖與趙安仁合編經錄,其任潤文官卻在晁迥之後。晁迥「善 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為一家之說。」【註六四】 曾自謂「予好看內典,」【註六五】並說「予好讀內典,非以課誦為 功,」而在「詳求入道之要:譯圓覺經得禪那數息之門,讀楞嚴經得 觀音入流之法。」【註六六】晁氏於圓覺、楞嚴三經,極為推崇,曾 於答客問中盛稱二經曰: 或問予曰:先生於內典中盛稱楞嚴、圓覺,何謂也?予對曰: 廣分性相之差別在楞嚴,專明體用之精真歸于圓覺。【駐六七】 此類評語當非不識二經者所能。晁氏自謂讀佛經得其法門,與誦 經而籍其數者異。蓋「予讀經得楞嚴圓通法門、圓覺無 二一頁 礙法門、維摩不二法門。」【註六八】可見其對佛經領會之深。所著 《法藏碎金錄》多會通三家之說,對後來學者有相當影響。其四世孫 晁說之曾說: 若慧林覺海沖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奉之終身,篤 名理之談則未易,可必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 州,與公卿大夫周旅,得是書而三歎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 之,其語微妙奧密,不若此之璀燦光明,可以眾共之也。【註 六九】 晁迥可能在天禧二、三年間擔任譯經潤文官,所潤色之譯經數目 不詳。其文官流輩所欽。大文豪楊億頗稱贊之,嘗謂迴所作書命無過 褒,得代言之體。【註七0】以其辭章、佛學之修養,真宗選派潤文 官,自不會放過。 晁迥之友楊億,也是潤文官的上上之選。楊億在文學、政事上都 是一流人物。蘇轍稱他「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而事業「 比唐燕、許無愧。」【註七一】此殆非溢美之辭。楊億「家世學佛, 常參雲門諒老安公大師,後依廣慧鏈禪師,始大策發。」【註七二】 其學博綜儒釋道三家,而於釋氏禪觀之學尤為致意。【註七三】太宗 女婿駙馬李遵勗(九八八─一0三八)曾師楊億,備盡門生之禮。【註 七四】其同僚如李維、查道(九五五─一0一八)亦多執卷請益,使內 廷禪風蔚然大盛。【註七五】 由於楊億在佛學上成就突出,曾先後受詔刊削東吳僧道原所編之 《景德傳燈錄》,及《大中祥符法寶錄》。參與刊定燈錄之學者有李維 、王曙,都是熟習釋典的儒臣。後來也都擔任潤文之職。李維在太宗 之時即以能文雄於場屋。「太宗皇帝凡五臨軒試郡國貢士,君以英才 傑出,策名甲科。」【註七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一0一0)曾下詔 當時任翰林學士知制誥的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為遷補左右街 之序。【註七七】考試經論雖非難事,但評斷優劣,則需先於經論之 旨有所領悟。李維兼修儒釋,自能於考評沙門勝任愉快。 李維深受其長兄李沆之器重。二人常於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 嘗及朝政,亦未嘗及家事」。【註七八】證諸二人之嗜好內典,則此 清言自然含佛家語了。據云李沆不治居第,其妻及家人屢以為言,沆 不置可否。李維曾問其故,沆引釋氏之教答之。其言略謂: 二二頁 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 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 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註七九】 李維善談名理,兄弟相聚,閒談佛理,交換平時研讀佛典之心得 ,當可以從以上話中推想而知。 真宗時期的最後一位潤文官應是丁謂。丁謂是以宰相之身份兼潤 文。丁謂詩文皆長,王禹偁頗稱之,說他「詩交杜子美,深入其間。 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於韓、柳中,使能文之士讀之, 不之辨也。」【註八0】但世多知丁謂姦邪,惡其啟導真宗以神仙之 事。【註八一】可見丁謂以好道教神仙聞名一時。他曾與道姑劉德妙 相過從,為呂夷簡所攻,被仁宗貶至朱崖。【註八二】據云丁謂既投 荒海涯,路經鼎州甘泉寺時,曾於寺中禮佛,留題而去。【註八三】 在朱崖時,「專事浮屠因果之說。」【註八四】 又丁謂在貶所十五年,由雷州、道州、而至光州。而於光州致仕 。在光州時,對佛典之鑽研更深。據說臨終前半月,已不甚飲。「但 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付囑後 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註八五】 丁謂為官時,作惡多端,被貶之後,事浮屠因果之說,以誦經唸 佛贖其前愆,似極自然。是其雖曾奉道,而仍以事佛結束其一生,佛 教之影響人心,又可見一斑。 與丁謂相類似之潤文官有王欽若。王欽若亦是以宰臣潤文。然王 受命一月即告病故,等於未曾參與潤文工作。王與丁謂一樣好道,而 且「深達道教」,校刊道書,曾補六百餘卷。【註八六】唯王「晚年 親歷艱難,頗厭富貴。延問高釋,留心真際,遂兼譯經使。」【註八 七】似乎他之受命為譯經使與晚年學佛有關。果真如此,則不僅潤文 官須兼通內外學,譯經使也不能於書毫無涉獵。譬如繼王欽若為譯使 之呂夷簡,也對佛學頗有認識。他也是「退而燕居,恂恂如也。與季 氏宗簡,尤為友愛。休暇相對談名理之蹟,不及公家之事。」【註八 八】宋人之談名理者,談佛教也。這類清談,自然多在休閒時為之, 觀李沆、李維兄弟與呂夷簡之例,可以知過半矣! 呂夷簡景祐元年(一0三四)充譯經使兼潤文官,【註八九】至慶 曆三年以譯經使致仕。【註九0】其間,曾於景祐三年 二三頁 (一0三六)與潤文官宋緩編成《景祐新修法寶錄》,係準《大中祥符 法寶錄》之規模而成。【註九一】以呂之好談名理,撰修此經錄,當 能駕經就熟無疑。 在呂夷簡之前,還有夏竦、王曙當過潤文官。二者都以長於釋氏 之學聞名。夏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 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以文學起家,朝廷大典策屢以屬 之。」【註九二】事實上,夏竦家世代奉佛,自幼濡染,對佛經即感 興趣。他曾表示: 余家,世奉佛,乃取世傳(《蓮花經》)諸本及化外舊經釋文摘 句,數自參校。又以悉曇梵夾,傍行右讀。中原傳譯始創卷軸 ,討論重複,卷舒繁數;因觀近世圖籍,縷刻摹印,綴黏成冊 ,差便於古。由是命工倣則,肇自此經,庶幾學者易為究覽。 」【註九三】 夏竦好讀佛經,尤喜《蓮花經》,故於其版本,極為講究。親自 加以校刊作序,以廣流傳。因為深於佛學,屢奉詔撰寫塔銘,為仁宗 鼓吹佛教信仰。曾在「大安塔碑銘」裡,表示佛教不僅教理可信,而 且裨益於治。重申太宗對佛教之看法。【註九四】其言略曰: 聖人以為外可以扶世訓、佑生民,內可以澡心源、還妙本。所 以崇其塔廟,尊其教戒。自東漢以來歷世多矣!其間執分別之 論,起歸嚮之疑,廢之而逾盛,毀之而逾信,豈非言底乎不誣 ,理冥乎至當者?昔有人云:百家之鄉,一人持戒,則十人淳 謹,百人和睦。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而息一刑。一刑息于 家,則百刑措於國。以此觀之,則斯法之來,裨我之治,蓋亦 多矣!【註九五】 夏竦以其豐富的佛學修養為皇帝鼓吹佛教,宜乎仁宗樂於任命為 潤文官。他參加潤文多年,對佛教信仰更深。曾於「寄傳法院二千卿 并簡譯席諸大士」一詩中表達其虔信之誠: 譯杲多年潤法音,性根雖鈍信根深;無明不起冤親等,應有龍 天證此心。潤色金文數十函,清涼甘露洗塵凡;修行不作伊蘭 計,只原三萬盡寶嚴。【註九六】 此討顯示潤文對其個人信仰影響之深。後一首之「修行不作伊蘭 計,只願三千盡寶嚴」一聯,雖含義不明,但「伊蘭」 二四頁 在佛經中指「煩惱」;「三千」或指天台「一念中有三千諸法」。大 概夏竦之意在:唸佛修行,非為袪除煩惱,而在認識諸法,起其無明 。換句話說,盡悟佛理,看透紅塵,才是他的目標。有下面兩首詩為 證: 非才偏歷清華地,悟佛方為止足身;浮名浮利莫相試,三千世 界一微塵。保庇孤根逢聖主,矜修晚節順天機;空門自有清涼 地,不向紅塵議是非。【註九七】 與夏竦同時潤文的王曙也深信釋氏。據說他「喜浮圖法;齋居蔬 食,泊如也。」【註九八】他曾著《大同論》論三教之興而辨佛教之 合時,以「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之理推斷釋教之順應潮流。【 註九九】 至於宋綬,吾人所知不多。史稱他「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 」又說他「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註一00】楊億稱 其文「沈壯淳麗」。【註一0一】博學而長於為文,應當是擔任潤文 官的基本條件,宋綬自然不能例外。但宋之博學既及於百家,於釋氏 之書,必有宿習。景祐元年(一0三四),他與夏竦同受命監試天下童 行誦《法華經》,有童行一人習業十年而不能成誦,宋綬與夏竦憫之 ,「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 」【註一0二】這雖然只是誦經的工夫,也可證明二人對釋典之嗜好 。 總之,傳法院之職既由「譯經」進一步至「傳法」,則參加「傳 法」工作人員必於佛法有相當修養。夏竦曾說: 自興國壬年距今乙亥。五十四歲,寵靈積累,妙因殊勝。有若 今僕附同中書門下呂夷簡,以師臣上袞,博達空理,奉制兼使 。今參知政事、尚書吏部侍郎宋綬,以宏才碩德,了悟真際, 被潤文。【註一0三】 呂夷簡、宋綬之外,其他人也不例外: 有若故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參知政事張洎、趙安仁 ,樞密副使楊礪,翰林學士承旨晁迥、李維,翰林學士朱昂、 梁周翰、楊億,皆以學通儒釋,繼司譯潤。上哲清流,盡在茲 矣!【註一0四】 二五頁 五、結論 以上之討論,證明在宋仁宗皇祐以前,大多數譯經潤文官確為內 外學兼通之儒臣。這些潤文官的原官職都相當高,即使不為潤文官, 其燕居閒暇之生活與佛教亦都有相當密切之關係。事實上,他們不過 是朝廷菁英中佛教信仰者之一部份。雖然整個宋朝廷的佛教信仰者所 佔比例有多少,尚難估計,但以潤文官人選之無虞看,其比例必不在 小。不管如何,他們與尊禮佛教的三位宋皇帝──太宗、真宗、仁宗 ──相唱和,就足以助長佛教信仰之風氣與佛教聲望、勢力之成長。 茲略舉二事以說明。 太宗淳化以來,天台宗風復盛於四明。至真宗時延慶寺主知禮 ( 九六0──一0二八) 建念佛施戒會,著書立說,明一心三觀,顯四 淨土之旨。為淨化其徒之信仰,知禮並作戒誓辭、立五德,且欲結十 僧修法華懺,梵身以供佛,捐軀以警懈怠。【註一0五】當時楊億任 翰林學士,致書勸之。又趁為樞密使馬知節復撰神道碑之便,求奏荐 知禮於真宗以代為潤筆。真宗聞奏,遂詔楊億而得聞知禮事。真宗命 楊意傳言知禮,住世傳教,並賜號法智。其後知禮弘法傳道,闢異端 而隆正統,使天台觀心宗眼,照映天下。【註一0六】 知禮之徒本如(九八二──一0五一)於承天寺講天台學,亦聞名 於時。慶曆二年(一0四二),駙馬都辱李遵勗為請於朝,仁宗詔賜神 照之號及紫方袍。本如與丞相章得象等諸朝賢於山中結白蓮社,六、 七年間,遂成巨剎。仁宗欽其道,賜白蓮寺額。【註一0七】 章得象早年喪父,由其母張氏教養成人。張氏「早探釋部,居常 薰祓,高情了識,絕死生之怖。」【註一0八】得象自幼,耳濡目染 ,對佛教早有認識。他於寶元元年(一0三八)拜相,至慶曆三年並監 修國史兼譯經使。與他同時為相之張士遜、王隨、陳堯佐,都與佛教 界有密切關係。【註一0九】這些人,加上參政宋綬、樞密使夏竦, 恐即是參加白蓮社之朝賢。此輩公卿大夫,與僧徒結社來往,裨益於 佛教,可謂大矣! 二六頁 譯經潤文官只是宋代信佛儒臣中的一部份。【註一一0】他們與 其他好佛、信佛,甚至崇佛之儒臣對朝廷佛教政策、官場及社會上的 信佛風氣必有影響。雖然影響之範圍與深度難以測度,但可以斷言的 ,他們與宋皇帝對佛教的支持,必能牽制反佛人士的建言,使反佛之 聲,難以發揮其作用。宋皇帝是否於獎勵譯經之餘也藉譯經潤文來吸 引、籠絡儒臣以支持其崇佛之舉,實值得玩味。 無論如何,譯經潤文官之設,使學兼儒釋之儒臣得以用其長,在 儒臣與譯經僧侶間形成了相互溝通之橋樑。公卿大夫與佛學、佛教接 觸之機會日益頻繁,佛教之傳佈層面隨之提高,而佛教成長之客觀因 素也必大幅地增加。 註釋 【註一】:參考呂夷簡《景祐新修法寶錄》(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本)。 又見余萬居譯、中村元著《中國佛教發展史》(天華出版 社,一九八四)上冊,頁四0八。 【註二】:《佛祖統紀》(「大正藏」本)卷四十三,頁三九五。 【註三】:同上。又見《宋會要輯稿》(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本)冊八, 頁七八七七上。 【註四】:《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六。 【註五】:同上。仁宗時不斷有華僧歸來,見夏竦《文莊集》(商務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十六,頁二上「傳法院碑 銘」一文。又《佛祖統紀》卷四十五,頁四0九─四一0 ,錄至景祐二年為止梵僧貢經者有八十人。此土取經得還 者有一百三十八人。 【註六】:《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六。《宋會要輯稿》冊八 ,頁七八七七上。 【註七】:《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六。贊寧於《宋高僧傳》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謂譯經院因此而設。贊寧蓋言其大 概,未詳其始末也。見該書卷三,頁五十七。 【註八】:《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五─三九六,太祖重視佛 經之抄寫與藏經之雕板,未聞有譯經之計劃。 【註九】:同上,卷四十三,頁三九七。 【註一0】:李熹《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二十 三,頁五二二─五二三。又《宋會要輯稿》冊八,頁七 八七七上。 【註一一】:同上。 【註一二】:同上。 二七頁 【註一三】:《宋會要輯稿》冊八,頁七八七七上。 【註一四】:同上,頁七八七七下。前引《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 三九八。又譯經人員之名目,《佛祖統紀》與《宋高僧 傳》略異,前者稍詳。 【註一五】:前引《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十三 ,頁五二二─五二三。又《宋會要輯稿》冊八,頁七八 七七上。 【註一六】:《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八。又見趙安仁、楊億 編》大中祥符法寶錄》(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本)卷三,頁 三七九五上─三七九八下。 【註一七】:《宋會要輯稿》冊八,頁七八七七上,《大中祥符法寶 錄》卷三,頁三七九八上。 【註一八】:同上。 【註一九】:《長編》卷二十三,頁五二四。《宋會要輯稿》冊八, 頁七八七七下。 【註二0】:《宋會要輯稿》冊八,頁七八七七下。 【註二一】:自譯經僧日稱死後,同譯經僧慧詢等皆不能繼。見《宋 會要輯稿》冊八,頁七八七九。 【註二二】:同上,冊八,頁七八七七。 【註二三】:同上。 【註二四】:《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九。 【註二五】:同上,頁四0一。 【註二六】:《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七,頁四0八五。 【註二七】:同上,卷十八,頁四一0一。 【註二八】:同上,卷十八,頁四0九四。 【註二九】:《宋高僧傳》卷三,頁五十七。 【註三0】:如《宋會要輯稿》及《景祐新修法寶錄》。 【註三一】:如《佛祖統紀》及《宋史》 (鼎文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 局標點本)宰輔年表。 【註三二】:如《景祐新修法寶錄》。 【註三三】:《文莊集》卷二十八,「贈太師中書令冀國王公行狀」 ,頁十二。 【註三四】:見《宋史》宰輔年表。所列此類宰臣計有賈昌朝 (一0 四五) 、龐籍(一0五一)、陳執中(一0四七)、文彥博 (一0五五)、富弼(一0五八)、曾公亮(一0六九)。富 弼與曾公亮之間應有韓琦。按韓琦《安陽集》 (商務影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之「辭免昭文第一表」有云 :「奉制命特授 二八頁 臣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土、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見《安陽集》卷二十七,頁七 下。 【註三五】:除高若納以外,此名單得自《大中祥符法寶錄》及《景 祐新修法寶錄》。高若納任潤文官見《宋會要輯稿》冊 八,頁七八七九。 【註三六】:關於官品,參看《宋史》職官志官品條。餘見《宋會要 輯稿》冊八,頁七八七八。 【註三七】:同前引《宋會要輯稿》。 【註三八】:見釋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二,頁 十三。 【註三九】: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開寶寺靈感塔成,太宗詔翰林 學土朱昂撰文誌其事。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四 00。《玉壺清話》卷二,頁十三。 【註四0】:《大中祥符法寶錄》頁三八0六─三八五八。 【註四一】:《宋史》(鼎文書局影印本)卷二六七,頁九二0八─九 二一五。《太宗實錄》(鼎文書局影印附於《宋史》前) 卷八十,頁三─四。 【註四二】:同上。 【註四三】:參看馬令《南唐書》(新文豐「叢書集成」新編本)卷二 十三,頁一五九。 【註四四】:同上。 【註四五】:楊億《武夷新集》(商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十一「楊徽之行狀」,頁二十二─二十三。 【註四六】:同上。 【註四七】:《宋史》卷二六六,蘇易簡傳,頁九一七三。 【註四八】:同註三九。 【註四九】:同上。 【註五0】:《武夷新集》卷十「文靖李公墓志銘」,頁八上。 【註五一】:同上。 【註五二】:《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十。楊礪是否也在太宗時參與潤 文不祥。因此法寶錄之第九卷已佚失,無法查考。 【註五三】:《宋史》卷二八七,頁九六四四,楊礪傳,來和天尊不 知為何佛? 【註五四】:《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十一。 【註五五】:《宋史》卷四三九,本傳,頁一三00五─一三00九 。又《文莊集》卷二十八「刑部侍即朱公行狀」,頁六 上。 【註五六】:同註三九。 二九頁 【註五七】:同上 【註五八】:《玉壺清點》卷二,頁十三。 【註五九】:《武夷新集》卷二,頁十七上。 【註六0】:《宋史》卷四三九,本傳,頁一三000─一三00四 。 【註六一】:《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十二。 【註六二】:《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十三─十六。《景祐新修法寶錄 》卷二、卷四。按該錄卷三已佚,故趙安仁所潤色之譯 經當不只此三十二部。 【註六三】:《大中祥符法寶錄》卷十八,頁三九六四。《佛祖統紀 》卷四十四,頁四0四。 【註六四】:《宋史》卷三0五,頁一00八六。 【註六五】:晁迴《法藏碎金錄》(商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八,頁三十五上。 【註六六】:同上,卷七,頁二十二上。 【註六七】:同上,卷七,頁二十二下。 【註六八】:同上,卷八,頁三十四上。 【註六九】:晁說之《嵩山集》(商務「四部廣編」本)卷十七,頁三 十三下,「送郭先生序」。 【註七0】:《長編》卷一一五,頁二六九九。 【註七一】:蘇轍《欒城後集》(商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二十一,頁三上,「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註七二】:元熙仲《釋氏資鑑》(新文豐出版社影印卍續藏經史傳 部第二冊)卷九,頁九十二上。 【註七三】:《宋史》卷三0五,頁一00八三。 【註七四】:《長編》卷一二二,頁二八七八。 【註七五】:釋道原著《景德傳燈錄》(「大正藏」本)卷三十,頁四 六四,載有楊億致內翰李維書,略謂:「病夫素以頑惷 ,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 ,周遊策發。」可見楊億與李維之研討禪觀。又《武夷 新集》卷十八,頁十七上,錄有「答史館查正言書」, 顯示楊億與查道曾談「悟解超頓須漸修而乃成」之道。 李維、查道皆於內典有興趣。李維見下文。查道於弱冠 時曾□冰取鱖,以饋其母。又曾刲臂寫佛經治療母疾。 宋史說他「深信內典」,當為實錄。見《宋史》卷二九 六,頁九八八0,本傳。 【註七六】:《武夷新集》卷七,「送集賢李學土員外知歙州序」, 頁二十上。 三十頁 【註七七】:《佛祖統紀》卷四十四,頁四0四。 【註七八】:《宋史》卷二八二,李沆本傳,頁九五四一。 【註七九】:同上。 【註八0】:王禹偁《小畜集》(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卷十九, 頁二六八。 【註八一】: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二,頁十五 。 【註八二】:《宋史》卷二八三,頁九五六九。 【註八三】:《東軒筆錄》卷二,頁十九。 【註八四】:《宋史》卷二八三,頁九五七0。 【註八五】:《東軒筆錄》卷三,頁二十八。 【註八六】:《宋史》卷二八三,頁九五六三。 【註八七】:《文莊集》卷二十九,頁十八上。「王欽若墓誌銘」。 【註八八】:張方平《樂全集》(商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三十六,(「文靖李公神道碑并序」,)頁十上。 【註八九】:《景祐新修法寶錄》載呂夷簡領譯經使時間為景祐元年 。《宋會要輯稿》敘其於慶曆三年以譯經使致仕。 【註九0】:同上。 【註九一】:《宋會要輯稿》冊八,頁七八七八。 【註九二】:《宋史》卷二八三,頁九五七一─九五七七。 【註九三】:《文莊集》卷二十二,「重校妙法蓮華經序」頁一─二。 【註九四】:太宗「御製聖教序」有謂:「浮屠之教,有裨政治。達 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謗誣。」見《長編》卷二十四, 頁五五四─五五五,又《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三九 九,文字稍異,意義則同。 【註九五】:《文莊集》卷二十七,「大安塔碑銘」,頁七─八。 【註九六】:同上,卷三十六,頁十四,「寄傳法二千卿并簡譯席諸 大土」。 【註九七】:同上,卷三十六,頁十五,「偶成」。 【註九八】:《宋史》卷二八六,王曙本傳,頁九六三二─九六三三。 三一頁 【註九九】:參看筆者「論北宋明教契嵩的《夾註輔教編要義》」一 文,收入於《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內。見該集頁四四三。 【註一00】:《宋史》卷二九一,頁九七三二─九七三五,宋綬本 傳。 【註一0一】:同上。 【註一0二】:歐陽修《歸田錄》(「宋元人說部叢書」本)卷一,頁 九。此說《佛祖統紀》引錄於卷四十五,頁四0九。 【註一0三】:《文莊集》卷二十六,頁三─四,「傳法院碑銘」。 據說宋綬也參加刪修《景德傳燈錄》的工作。《湖北 金石志》(新文豐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卷十三,頁十 八上─十九上,引《湖北金石詩注》云:「玉泉山在 當陽縣西三十里,景德寺即宋天禧五年遣翰林學土宋 綏、宋祁與僧道源(原)等同修傳燈錄處。」 【註一0四】:同上。 【註一0五】:《佛祖統紀》卷八,頁一九二,又卷四十四,頁四0 四,四0六。 【註一0六】:同上。按此說係根據錢易(真宗時人,字希白)題「塔 院」云。唯不詳此「塔院」屬何寺? 【註一0七】:《佛祖統紀》卷十二,頁二一四,卷四十五,頁四一 0。 【註一0八】:宋祁《景文集》(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新編本),卷 六十,頁八一四─八一五。 【註一0九】:張土遜好與空門之徒為友,曾為其魚姓空門友奏紫方 袍。見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八十七。王隨「性喜佛,慕裴休為人,然風跡弗逮也 。」見《宋史》卷三二,頁一0二0四,王隨本傳。 陳堯佐好談性理,見《青箱雜記》頁一一一。 【註一一0】:本文所列潤文官中似乎只有高若訥對佛教沒有好感。 據說他「節分崖然,不與俗流。至浮屠神仙陰陽怪譎 事,弗語也。」見《景文集》卷六十,頁一─六「高 觀文慕誌銘」。其他非潤文官而信佛之儒臣甚多,除 本文所舉諸人外,如錢易、錢若水、宋□等都是。筆 者 Experiment in Syncietism: Ch'i'Sung (1007- 1072)and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一 文曾列表詳論。見該文頁七十二─八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