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或畢卡索的個展，早在三、四十年前，便曾多次揭幕於臺北的公私立博物館、畫廊中。但是兩大師同時會師於故宮博物院卻是創舉，因此參觀者十分踴躍。

其中，張大千的水墨畫作，民國四十一年就在臺北展出，其後多次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故宮博物院則曾展過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

張大千，名爰，四川人，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幼年就學於重慶，十八歲時隨二哥張善子赴日本京都習繪畫和染織，返國後再投畫家曾熙門下學水墨畫，不久又跟隨書法家李瑞清習書法。

張大千和佛教的因緣甚早，二十歲時到松江禪定寺，由住持逸琳法師剃度出家，過了三個月青燈木魚的日子後，就被家人逮回四川。出家的動機，或由於生活的壓力，或為了逃避煩囂，並無任何濟世的宏願，但從此他便以「大千居士」的名號行世。

張大千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一方面勤於作畫，一方面和文人、畫家、名伶、富商交往，足跡遍及四川、北平、上海間，過著讀書、作畫、展畫、旅遊名山的優渥文人生活，當時的畫風以因襲傳統文人畫為主。

民國三十年，他赴甘肅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在那兒浸淫了兩年六個月之久，總共臨摹了兩百多幅自北魏以下的歷代佛菩薩法相。此舉奠定了他畫傳統佛畫的基礎，使他的畫技更上層樓。其後他將摹品攜回重慶展出，轟動一時。次年再在成都展近作，從此大千之名，不脛而走。

一九四九年以後，張大千先旅居香港，不久赴印度，滯留大吉嶺年餘，又在阿旃陀石窟附近住了三個月。離開印度後，移居南美，先住阿根廷，後往巴西。他在巴西闢建一所中式園林－－八德園，定居十六年之久。一九六九年再遷居美國加州，建造「環華盦」，又住了七年。這之間，他的畫作曾展示於歐、美、日等十餘個國家，無形中藉畫中意境，將儒、釋、道的思想傳播於西方世界。

民國六十六年，張大千結束了長達三十年的異國僑居生活，返臺定居於雙溪摩耶精舍。民國七十二年因病去世。生前曾將收藏之畫作及精舍捐給國家，獲得國家元首的明令褒揚。

張大千的畫風，隨著他個人的履歷而迭有變貌。早年以明清文人畫風為宗，受到石濤、八大及青藤白陽畫風的影響，疏秀淡雅。自從臨摹敦煌壁畫後，則力追魏晉隋唐，畫風轉向精麗細緻，設色穠艷。當他旅居歐、美時，更創作了青綠潑墨澄彩的豪放畫風，為傳統水墨畫開拓了新視野。

其中就佛畫而言，早年由明清文人畫風可上溯宋元的筆意，如山水有董源巨然的影子，白描人物承李公麟的餘緒，如所畫的仿龍眠三高圖，而「水月觀音像」，更是捕捉住宋元禪僧的神韻，寫盡觀音菩薩的空靈、飄逸、慈悲容顏。

當他臨摹敦煌壁畫後，除了兩百多幅忠於原跡的作品之外，尚創作了一些仿作，如「仿莫高窟唐人壁畫」一圖，佛像微側身，坐在五彩蓮花座上，身上、頭上各有光輪三圈，佛身著紅色僧衣，偏袒右肩，右手上舉，作說法式。佛身前有香花、爐具、寶珠為供，身前畫一五體投地的龍女，頂禮拜佛，左上首的題款是節錄《法華經．提婆品》的經文。

這種設色鮮艷、對比強烈、敷染勻整的作風，正是唐代佛畫風格，張大千已吸收了此畫風精髓，一掃宋元以下的疏淡，恢復唐人筆意。

佛相畫改觀，禪僧公案故實為題的禪畫也變貌了。如一幅題為「松下問道」（封面），創作於民國三十五年的山水人物畫。畫中以二棵老松為全景，松下一位老僧坐蒲團上，身前有茶几、經書、花瓶。老僧對面是一位著官服打拱作揖的官員。從畫中的題款得知，大千所畫的是李翱和葯山惟儼禪師的故事，那是宋元時代常見的禪畫題材，依《景德傳燈錄》的記載，朗州刺史李翱曾向葯山禪師請益，問：「如何是道？」葯山禪師只用手指上下，反問：「會麼（意即瞭解了嗎）？」李翱表示不解，葯山再進一步道：「雲在天，水在瓶。」李翱似乎悟了，作一偈曰：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

松下問道圖上的題款偈語，便是出自此處，只是改了幾個字，原意仍存。依偈語的內容，李翱究竟是真的悟了葯山的示意？還是只對葯山禪師風範的讚美呢？這則有趣的公案，在宋元之際廣泛流傳，宋畫家馬公顯便曾畫過「李翱見葯山惟儼圖」，本刊也曾刊過。張大千所畫此圖，比宋人更見鮮活亮麗明艷，毫無宋人的陰沉感。

與佛教有關的畫題中，張大千畫得最多的是荷花，即蓮花。張大千畫過白蓮、朱蓮、碧蓮芳，有花苞、花蕾、盛開、殘瓣等不同風姿，配上那曲盡變化的蓮莖、蓮葉。大千從早年畫到老年，從白描、寫意、雙鉤，畫到潑墨潑彩，毫無雷同，如晚年所作「金鉤紅蓮潑墨圖」（封底），其技法幾乎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張大千一生畫山水，多取材大陸名山，如黃山、峨眉、廬山等，但晚年在臺定居時期，也畫了不少在臺風光，如阿里山神木、太魯閣九曲洞、梨山道中神木等等，也算是對臺灣山水的眷顧吧。

張大千早年因曾偽造古畫，又有盜毀敦煌國寶之嫌，清譽受損。但是蓋棺而論，他畢生對中國水墨畫所作的努力與成就，除了展示他個人的天分畫技之外，也表現了傳統文人的風流蘊藉和深厚學養。在佛教繪畫的傳承與發揚上，仍有無比的貢獻。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