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譯經事業的法尊法師
本文榮獲紀念余家菊先生文教獎學基金會獎學金
◎梅靜軒

 

壹、前  言

由太虛大師所推動的佛教現代化運動，在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當時設立於四川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更有助中國、西藏兩地的佛教交流；奉命主持漢藏教理院的法尊法師在時代的洪流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東初老人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指出：「法尊，不特精通佛學，而於藏文造詣頗深，其於溝通漢藏文化，用力最多，論貢獻也最大。」【註一】臺灣佛教界泰斗印順導師在其《平凡的一生》中也說：「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大師而外，就是法尊法師，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註二】以上兩則評語，引發筆者的研究動機，想探索法尊法師對溝通漢藏文化與佛教的貢獻及影響。

一九八八年，文殊出版社曾編印一套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叢書，其中收有《法尊文集》一冊，在該叢書的總序中對法尊法師的評價是「溝通漢藏文化，開創中國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佛學大師。」然而，這種「一代大師」的評價似乎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目前學術界尚無研究法尊法師的專著出現，筆者只收集到幾篇相關的文章，分別為釋惠敏著A Brief History of the Ven.Fa-zun: A Modern Chinese Translator of Tibetan Buddhism、王堯著〈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禪觀〉【註三】及釋傳德著〈法尊法師的生平與貢獻〉【註四】。

綜觀以上三篇文章，兩位僧侶同樣遭遇到資料收集的困難，故其內容多僅就普遍性的資料作一些歸納與整理工作，學者王堯因為地利的優勢，文中披露了一段珍貴的史料，因此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此外，國內幾家佛教期刊也有少數幾篇相關的報導，例如一九八六年的〈法尊對溝通漢藏文化的貢獻〉【註五】，一九九四年的〈溝通漢藏佛教的釋法尊〉【註六】及一九九五年的〈近代漢藏佛教的交流〉【註七】﹔這三篇共同的特色是對法尊法師的譯著予以相當高的評價，其中〈法尊對溝通漢藏文化的貢獻〉一文，將法尊法師的所有作品分為漢譯藏典、藏譯漢典及個人著作三類來介紹，文中並涉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一些史實，這是另兩篇文章所不及的。

筆者因旅遊之便，於一九九六年七月拜訪了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淨慧法師以及北京居士林林長胡繼歐女士，淨慧法師曾在文革後於廣濟寺照顧法尊法師，而胡氏為胡子笏（當年支助漢藏教理院的大護法）之女，從兩位大德之處，得到相當寶貴的口述資料，或許稍微可以補充目前史料貧乏的遺憾。

貳、生平簡介

    一、入藏前的背景

據法尊法師作於一九七九年的自述顯示【註八】，其俗姓溫，一九○二年生於河北深縣，教育程度並不高，僅讀過小學三年，後因家境困難而改當鞋匠學徒，又因長期患病所以並未學成，一九二○年春末，因厭世而逃往五臺山，於玉皇廟依瑞普和尚落髮出家，法名妙貴，字法尊。

該年秋天，大勇法師等人路經玉皇廟，受請講《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等，引發了法尊法師聽經的興趣，更觸動他反省究竟出家人的本分是什麼﹖除了念佛求往生和出離生死之外，出家人還能做什麼呢﹖在這關鍵的時刻，大勇法師就成了影響法尊法師甚巨的人物；「當聽過勇法師講些過去高僧的故事，我便知道出家人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離生死，就在生死之中﹐也還有翻譯經論、住持正法等很多應當做的事情。」【註九】大勇法師在法尊出家的前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法尊法師的這段敘述可以得知，其日後之所以立定志向翻譯經典，實與大勇法師的啟發有密切的關係。

在五臺山聽經學習之後，法尊法師隨大勇法師到北京禮謁太虛大師，得到口頭的承諾，可往武昌佛學院就讀；於是在法源寺受具足戒及往南京寶華山研習戒法後，便於一九二二年轉往剛成立的武昌佛學院學習；在該佛學院期間，法尊法師自覺「對於大小顯密得到了一個輪廓的認識」。【註一○】

一九二三年，大勇法師自日本高野山回國，在杭州、北京、湖北、上海等地傳播東密，同時，另有王弘願、釋曼殊、程宅安等人在弘傳密教，據陳榮捷指出【註一一】，在一九二○︱三○年代初期，密教廣泛盛行於中國。對於這種唯密是尚的風氣，法尊法師的態度是什麼呢？他很冷靜地理解到惟有從教理的深入才能了解其中的奧妙，所以並不盲從於表相上的修密【註一二】，以「老實」修行自居，這種態度可說是為現代密行者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事實上，這股學密風潮並沒有持續太久，一方面由於中日關係逐漸惡化【註一三】，另一方面，大勇法師本人因接觸西藏喇嘛白普仁，體會到藏密比東密完善【註一四】，發心入藏求法【註一五】﹔於是在一幫護法的籌畫下，便在北京成立藏文學院，先學習基礎藏文。法尊法師在得到大勇法師入藏的函召時，雀躍三尺，因為他在武昌聽唯識課程時，深羨羅什、玄奘、義淨等大德的譯經事業，此時，有機會得以實現志業，的確是值得高興的事。

法尊法師與同期畢業於武昌佛學院的超一､觀空及法舫法師等人﹐一齊加入藏文學院﹐後於一九二五年﹐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出發﹐雖然有人告誡西藏難行﹐然而法尊法師早有為法犧牲的決心﹐其心志堅如磐石﹐不可動搖。在取道嘉定入藏途中﹐法尊法師在烏尤寺閱讀義淨的《南海寄歸傳》﹐寫下這段令人動容的文字：

我覺得我們中國的這些佛典經論，皆是我先覺犧牲了無量生命財產和心血身汗，更受過無量的痛苦憂急、悲哀熱淚才換來的代價。換句話說，我覺得這些經書上一字一畫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淚的混合品，那是我們先覺輩發大悲心和大無畏心，立大誓願和不顧一切的犧牲所請來和譯出來的。【註一六】

義淨的兩句詩「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可說對法尊法師做了極強的心理建設，就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法尊法師發了一大弘願：「對於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內地所沒有的，我都發願學習，翻譯出來補充。」【註一七】這是他日後能咬緊牙根，度過一關又一關艱困考驗的最大原因吧！

    二、艱辛的求法過程

在歷經了隨時會遭土匪襲擊的旅途後，一九二五年抵達打箭爐（位四川境內），隔年，法尊法師與朗禪法師繼續前往跑馬山，依止慈願大師一年，除了學習藏文文法外，更接觸了宗喀巴的《比丘戒釋》、《菩薩戒釋》及《菩提道次第略論》，法尊法師對這一年的學習十分滿意，並對西藏佛法產生了特別不共的信仰，因為這幾部書的組織和理論是他前所未見的，他甚至認為「哪怕就死在西康，我也是不會生悔恨心和遺憾的了」。【註一八】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一年的學習使法尊法師親嚐法味，更堅固了他西行求法的決心。

一九二七年，法尊法師原欲與普通商家的騾幫同行入藏，然而突遭意外，由於邊事緊張，西藏政府不准漢人進入；只好暫時移往甘孜札迦寺，親近札迦大師學經，不過實際上講授的師父是札迦座下的上首弟子。在札迦寺的四年間，又研學《因明入門》、《現觀莊嚴論》、《辨了不了義論》等，對修菩提心的教授及密宗的深義有進一步的體會。此外，法尊法師開始嘗試翻譯宗喀巴的《緣起贊》並略加注解，又摘譯《宗喀巴大師傳》及《阿底峽尊者傳》，這些作品都曾在《海潮音》發表。【註一九】

一九二八年，得見安東大師，解決了許多累積已久的難題，對安東大師淵博的學識，佩服得五體投地，而想長期依止。一九二九年，札迦大師與大勇法師相繼示寂，對法尊法師而言，猶如痛失父母般的悲慟。一九三一年，到昌都親近安東格西，受了四十餘部的灌頂；是年冬，終於抵達拉薩。爾後在拉薩的三年中，學了幾部重要的大論，如《因明總義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金鬘釋》、《密宗道次第廣論》、《五次第論》及《入中論》等；此外，也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註二○】

法尊在康藏的九年留學過程中，努力地吸取西藏論典的精華，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及艱忍的毅力，累積了豐富的資糧，這是他日後能源源不斷譯出漢地所未見典籍的重要原因。

三、主持漢藏教理院

      （一）回國的情況

當今中國的藏學權威學者王堯指出「漢藏教理院是中國藏學史上重要的一頁」【註二一】，其設立「正是太虛大師為了實現人間佛教理想的一個具體步驟，是他創辦世界佛學苑的組成部分」【註二二】﹔而該院開辦的經過也與當時川軍軍長劉湘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註二三】一九三三年，漢藏教理院在滿智法師等人的努力下，初步的建設已經完成，可說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註二四】

在太虛大師的幾次勸召下，法尊法師雖然覺得所學不足，但基於報恩的心理，依依不捨的離開西藏，回國為太虛大師培育僧才的事業盡力。【註二五】法尊法師自西藏歸來後，即擔任代理院長的職務﹐主管教學、院務，並負責藏文及西藏佛學的授課，並持續翻譯校改《菩薩道次第廣論》等書。【註二六】

法尊法師從事翻譯工作以來，很清楚地體會到要作好翻譯，必須同時兼備漢文與藏文佛學的基礎，而他自覺學業未成，「若無一位顯密圓通、學德兼優的大善知識隨時指導，我想翻譯事業是不會圓滿的」。【註二七】此外，法尊法師在回國前，曾參訪一位老格西﹐開示了這樣的一段話【註二八】：

你在三大寺就算熬到第一名格西，漸次昇到格登犀巴，像我這樣的，頭上打著一把黃傘，這也是個乾枯假名，對於佛教並無多大的益處，你如今先回去把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翻譯出來，在你們漢地建立起正法幢來，那才是對佛法和眾生做了真實饒益，你若能將絳熱仁波切（安東大師）迎接出去、把宗喀巴的顯密教法建立起來，那比你考格西，昇格登犀巴的功德大得多哩。

由上述二事，可以看出法尊法師極力想恭迎安東大師到中國宏法。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湊足了迎師來華的路費後，法尊法師將院務託交葦舫法師，啟程再度入藏。

      （二）再度入藏

這一次的行程是取道印度入藏，為避免英國人的阻礙，凡到關驛便隱居祕室，夜行偷遁；可說驚險萬分；又逢冰雪連連，長期在雪地中步行的結果，使得法尊法師腳痛萬分，已到了舉步艱難的地步。此時，法尊法師這樣觀想著：往昔中被貪、瞋、癡所使，為追求五欲所吃的痛苦必大於這種痛苦的百倍；為了迎師宏法起見，這點苦是值得吃的……我應該在此痛苦上﹐代替有情受盡一切痛苦，惟願沒有一個有情再受痛苦。【註二九】就這樣，靠著意志力、自我鼓舞的作用，勉強支撐到了拉薩。

或許是中土眾生福薄，就在法尊法師抵達拉薩的五天後，安東大師卻在絨波寺圓寂了！得知此消息的法尊法師，頓時「好像有一口熱血﹐直往上衝」，其悲慟的心情可想而知。數日後，與眾人轉往該寺，法尊法師被推主修大威德護摩法以荼毘，又修供養法數日才返拉薩；途中又在大風雪裡露地生活，人困馬乏至極。【註三○】

雖然迎師計畫成為泡影，但法尊法師仍然把握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在拉薩養病期間，依止絳則法王學法，聽德光論師講《比丘戒》、《俱舍論》等，又翻譯《辨了不了義論》及釋，秋後回國，請回《西藏大藏經》及《宗喀巴師徒全集》等【註三一】，所以事實上也並非全無收穫。

    （三）專注院務的領導

法尊法師自覺空跑了一趟西藏，耽誤一年多時光，十分慚愧。儘管迎師未成，但責任還是要扛；在往後的日子裡，法尊法師便安住於漢藏教理院的雙柏精舍，每天除了固定對普通及專修兩班的學生上課外，也為其他法師講解戒律和密法，再者，便是不間斷的從事翻譯工作。【註三二】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時期，是漢藏教理院的極盛階段，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僧都聚集在該院，如擅長《俱舍論》的法舫法師、長於般若空觀的印順法師等，在家眾陳健民、虞愚等都在此授課；更有西藏著名的學者喜饒嘉措、東本格西等到該院講學，由法尊法師口譯。【註三三】在這階段，該院匯集了許多優秀人才，或許大後方安定的情勢本身就具備了吸引人才的要素，但漢藏教理院在法尊法師的領導下，平穩地發展﹐成為當時最具規模、師資最齊全的佛學院，也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四、重回京門

一九四九年，四川「解放」後，法尊法師便離開重慶，返鄉省親。一九五○年，參加北京菩提學會的翻譯組，任務是為民委翻譯文件；同年，接受正果法師的提議，將漢藏教理院交由政府處置，於是該院便成了歷史上的名詞。

據淨慧法師口述【註三四】，中國佛學院成立於一九五六年，法尊法師出任副院長，講授《比丘學處》、《入中論頌》及《俱舍論》。其授課方式特別，並不用講義，引經論時，可直接頌出，同時指出該段經文所在的頁碼，記憶力很強，講話速度很快；因學生素質良莠不齊，僅有少數人受益。雖然如此，淨慧法師仍不斷強調，法尊法師的口才、記憶以及義理分析都是一流的，畢竟近代中國受過藏傳佛教系統訓練的人並不多，而從這段口述的回憶中，更可以證明法尊法師是其中的佼佼者。

令筆者好奇的是，法尊法師如何度過這改朝換代的尷尬時期，特別是漢藏教理院濃厚的軍政色彩，如何擺脫？一九五七年，由於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佛學院的課程便斷斷續續地維持著，法尊法師過去的著作《我去過的西藏》中，曾有「共匪」的用詞【註三五】，其思想便被揭發批判討論；但許多人尊重法師的知識學問，因此並未受到太大的波及。

一九五八年的「交心運動」，法尊法師公開承認過去的錯誤，當時參與檢討會的成員，從佛學院的學生、幹部到黨員都算敬重法尊法師，所以並未節外生枝。事實上，據淨慧法師透露，黨幹在開會前曾交代，不要傷害法尊法師的自尊心。當時，一同參與「交黑心換紅心」活動的，還有觀空、明真、正果法師及王恩洋、虞愚等人。淨慧法師詮釋這種類似佛教中羯磨儀式的活動，是他們在新社會裡生存下去的方法，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的確改善了，為了生存，與當今政權協調、合作是必要的。

關於這種說法，筆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向來宗教總是依附著政權而發展，在中國歷史上，或興佛毀道，或毀佛興道，總與當權者脫不了關係；我們今天實在不應以任何黨派的立場來批判這些法師的抉擇。

    五、晚  年

法尊法師晚年與正果、明真、巨贊等法師都住在北京廣濟寺，一九七九年「落實政策」，淨慧法師回到中國佛教協會，負責照顧上述幾位老法師，當時法尊法師的身體狀況極糟，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及高度近視，加上腳傷嚴重，不良於行，須要手扶牆壁，緩慢移動；在這種惡劣的身體狀況下，法尊法師還翻譯了因明學的兩大巨著《集量論》和《釋量論》。

在歷經文革的災難後，這一年的日子顯得分外安適。一九八○年，中國佛學院恢復，法尊法師欲搬回法源寺。十二月十三日，昔日的同窗道友紛紛來探望，能在大時代中倖存下來，眾人都感觸良多；十四日上午，法尊法師與眾人閒談往生後的去處，笑曰：「我哪兒也不去，要再來人間。」下午兩點餘，淨慧法師發現法尊法師癱瘓在書桌下，手中猶緊握著筆……

參、 貢  獻

    一、保留珍貴的史料

民國以來，法尊法師雖然不是唯一出入西藏的漢僧，但他前後長達十年的入藏經驗，留下了兩本關於西藏風土民情的著作，卻是現代學者理解漢、藏、英關係時，不容忽視的史料，其重要性猶如人類學家的考察記錄。筆者認為更特別的是，法尊法師以漢僧的眼光所載錄的資料，有別於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企圖性的偵查，更不同於歷任駐藏大臣所交代的官方說法。

法尊法師在《現代西藏》一書中，除了陳述自己兩次的入藏經驗外，更簡要的記錄了西藏的地理、各教派的歷史以及藏人的民族習性、物產經濟、政軍交通、宗教教育及外交態度等，對於我們了解西藏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而《我去過的西藏》一書，則偏向於漢、藏、英的關係，例如，法尊法師生動地記載了駐藏官員的醜態【註三六】，並認為這些惡行惡狀的官方代表是促使漢藏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註三七】此外，對於英帝國的介入，法尊法師也明白地指出其懷柔、寬縱、挑撥及侵略的企圖心。【註三八】

簡而言之，法尊法師在史料一項的貢獻是，記錄了西藏的民俗特色以及對漢藏邊防利害的分析，他對治理漢藏問題的建議是：謹慎選擇駐藏人員。【註三九】

二、豐富的譯著

由於受到大勇法師的啟發，法尊法師對古來的譯經先賢生起景仰之情；而讀了義淨法師的《南海寄歸傳》後，則立下大誓願，希望從西藏典籍中，將內地所欠缺的經論都翻譯出來，日後的事實證明，法尊法師是以他的生命在實踐這項誓言。

從第二章的生平介紹中，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法尊法師持續不斷地進行翻譯的事業，不論是在氣候惡劣的西藏高原或是在困頓的旅程中，他都勉勵自己不要空度時日；在與法舫法師的書信中，他這樣寫著：

不管在那一天死，只要活一天，我就抱著一部菩提道次和一部密咒道次在翻，寫一張算一張，要死就死，我辦不到的，死了卻也不後悔。【註四○】

從淨慧法師的描述，也證實了法尊法師在往生前仍孜孜不倦地翻譯經典，這樣的精神和毅力，世上能有幾人呢？綜觀其一生的譯經事業，計由藏文譯為漢文者有二七部，由漢文譯為藏文者有兩百卷的《大毘婆沙論》；此外，著作二八篇。【註四一】

三、現代佛學研究的推動者

儘管漢藏教理院只是太虛大師「世界佛學苑」理念中的一環，然而我們可以說漢藏教理院是唯一落實這個理念的佛學院；該院有系統的實施藏文教學，並在「雙柏精舍」成立編譯處，由法尊法師主譯，專修科學生助譯【註四二】，這些雖然不能說是法尊法師一人的功勞，但無庸置疑的，該院成功地結合了教學、翻譯與研究，與法尊法師的推動有密切關係。

現今國際的佛學研究，早已把西藏文獻視為重要的參考資料，甚至在梵文原典佚失時，藏文典籍就成了必備的第一手資料；總而言之，藏文已成為當代佛學研究的工具。法尊法師主持漢藏教理院十五年，培育許多優秀的藏文人才，為中國現代的佛學研究，開啟希望之窗。筆者相信，今日在臺灣研究西藏佛教的學者，一定都先拜讀過法尊法師的譯書，以當代的研究水平來說，雖然法尊法師的翻譯可以改進的地方還很多，但其做為先驅者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肆、啟  發

西藏密教曾經在臺灣掀起一陣灌頂的熱潮，其原因除了中國人向來都以追求現世利益為導向外，對西藏佛教的一知半解也是重要的因素。在中國也曾有過類似的現象出現，當時法尊法師很清楚地掌握了學習的次第，認為學習西藏佛教一定要先對教理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明白其中的真實意義，否則只是學到一些假象罷了，嚴重者，著魔弄鬼還以為得了大神通，豈不可笑？法尊法師這種謹慎的學習態度，很值得學習藏密的教徒警惕，希望他們能真正吸取到藏傳佛教的精華，而不只是請求仁波切的灌頂加持而已。

縱觀法尊法師的一生，在他前期的學習階段，展現的是一種可以為法犧牲的大慈悲心以及大無畏心，這與古來西行取經的大德們相同的行徑，是須要多大的決心與毅力才能完成啊！法尊法師卻從不曾生起一念的畏懼心，堅毅地步上這條先賢所走過的路。

在後期的譯經生涯中，法尊法師幾乎可以說是用他的生命在實踐翻譯的宏願，使中土眾生能讀到前所未見的經論；就一般信徒來說，他們得到了完整的修學次第與發心方法，就佛教研究者而言，則是開拓了佛學視野，更能進一步比較漢藏佛學的同異，去蕪存菁後，也可廣傳於民間，提昇眾生的信仰層次，其利益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

做為一個佛學的研究者與佛教的信仰者，筆者深深感受到法尊法師為法忘軀的悲願，其貢獻雖然不是空前的，但筆者相信，法尊法師的風範與特質絕對是值得後世眾生景仰與學習的。

 

 

註  釋

一、  見《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九九二。釋東初著，臺北，東初出版社，一九八四。

二、《平凡的一生》頁二四。印順法師著，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

三、  《藏學零墨》頁二七四︱二八三。王堯著，臺北，佛光出版社，一九九二。

四、  見釋傳德撰〈法尊法師的生平與貢獻〉，發表於第五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一九九四．○九○一。

五、  見方興撰〈法尊對溝通漢藏文化的貢獻〉，內明，卷一七七，頁七－一二，一九八六。

六、  于凌波撰〈溝通漢藏佛教的釋法尊〉，海潮音七五，二，頁一一－-一三，一九九四。

七、〈近代漢藏佛教的交流〉，獅子吼二六，一一，頁四－六，一九九五。

八、《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頁三七二。釋法尊撰，呂鐵鋼、胡和平編，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一九九○。

九、《現代西藏》頁五。法尊撰，重慶，漢藏教理院刊行，一九一七。

一○、〈近代漢藏佛教的交流〉，頁三七三。

一一、密教在中國迅速成長的原因，陳氏在書中有詳細的分析，可參考陳榮捷著，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頁九四－九六，臺北，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七。

一二、前揭書，《現代西藏》，頁六－七。

一三、〈近代漢藏佛教的交流〉，頁九六。

一四、密續經典分為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與無上瑜伽部，而空海傳回日本的僅止於瑜伽部而已，所以有藏密比東密完善的說法。但據筆者所知，無上瑜伽部的修法被認為夾雜了印度後期的性力派思想，大勇當時是否了解？以及日後傳回中國的藏密是否特別強調無上瑜伽，以突顯它和東密的不同？又這種雙身修法能否為中國人所接受呢？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一五、《現代西藏》，頁七。關於這一點，胡繼歐十分篤定地說大勇法師是在她家中巧遇喇嘛作法，而接觸藏密的。

一六、《現代西藏》，頁九－一○。

一七、《現代西藏》，頁一○。

一八、《現代西藏》，頁一三。

一九、《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頁三七四。

二○、《現代西藏》，頁一六。

二一、同註三，王堯撰〈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禪關——頌太虛大師創辦漢藏教理院的偉大貢獻〉，頁二七五。

二二、同上，頁二七六。

二三、據畢業於該院的學生，也是現任重慶市佛教協會會長的惟賢法師回憶，劉湘統治四川時，已有藉助佛教而將康、藏納入統

      治範圍的計畫。因此，當太虛大師提出在四川設立佛學院的構想時，立刻為劉湘所採納，這是日後該院能有一筆穩定的官

      方經費來源的重要因素。詳見釋惟賢撰〈漢藏教理院與太虛大師〉，收於《惟賢法師詩文集》頁一－二，成都，東方文化藝

      術研究所，一九九五。

二四、詳見滿智撰〈留別漢藏教理院同學書〉，收於《漢藏教理院年刊》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三二－四○。

二五、《現代西藏》，頁一八。

二六、同注二一，頁二七九。

二七、《現代西藏》，頁二二。

二八、同上。

二九、《現代西藏》，頁二四。

三○、《現代西藏》，頁二四－二五。

三一、《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頁三七五。

三二、《現代西藏》，頁二七。

三三、《惟賢法師詩文集》，頁九－一○。

三四、一九九六年七月，筆者訪問於北京廣濟寺。

三五、釋法尊著《我去過的西藏》，重慶，漢藏教理院刊行，一九三七年出版。法尊法師在探討漢、藏、英關係時，數度用了「共

      匪」或「川匪」的稱法，見該書頁三二－三五及頁四二。

三六、同上，頁四九－五九。

三七、同上，頁六七、七三。

三八、同上，頁一八－二○、二九－三四。

三九、《現代西藏》，頁一四六。

四○、《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頁三八二。

四一、根據〈法尊對溝通漢藏文化的貢獻〉一文的整理。

四二、《惟賢法師詩文集》，頁一四。

參考書目

一、于凌波，〈溝通漢藏佛教的釋法尊〉，海潮音七五，五，頁一一－一三，一九九四。

二、方興，〈法尊對溝通漢藏文化的貢獻〉，內明，卷一七七，頁七－一二，一九八六。

三、王堯，《藏學零墨》頁二七四－二八三，臺北，佛光出版社，一九九二。

四、〈近代漢藏佛教的交流〉，獅子吼二六，一一，頁四︱六，一九九五。

五、印順，《平凡的一生》，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

六、陳榮捷著，廖世德譯，《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七。

七、滿智﹐〈留別漢藏教理院同學書〉，收於《漢藏教理院年刊》第二期﹐頁三二－一三○，一九九二年。

八、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頁九九二，臺北，東初出版社，一九八四。

九、釋法尊，《我去過的西藏》﹐重慶，漢藏教理院刊行，一九三七年。

一○、釋法尊撰，呂鐵鋼、胡和平編，《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一九九○。

一一、釋惟賢，《惟賢法師詩文集》，成都，東方文化藝術研究所，一九九五。

一二、釋傳德，〈法尊法師的生平與貢獻〉，發表於第五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一九九四•○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