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佛學研究與佛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研究所　藍吉富

鑑往知來：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
論文專集（2002.04）
頁149-154

©2002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北市

一、台灣的佛教研究

        一九九三年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檢討當代華人之佛學研究趨勢的文章[1]，當時所得結論，台灣方面略如下列：

（一） 截至一九九三年之研究人員約有六十人[2]。其中，男性四十九人，女性十一人。六十人之中，有十六位是出家人。女性研究者與出家眾的比例，逐漸增加。

（二） 在前述六十人之中，成名於一九七○年以前的有十八位。其餘四十二人則係在一九七○年之後才嶄露頭角的。這四十二人都是光復後在台灣受教育的佛教學者。可見光復後台灣佛學研究風氣之較前興盛。

（三） 在研究主題方面，六十人之中，研究佛教思想的人有三十人。專攻佛教美術的有四人，其餘二十餘人的專長較為混雜，難以明確分類。

（四） 研究領域方面，研究漢傳佛教者有二十九人，研究印度佛教者有十五人，研究藏傳佛教者有七人，至於南傳日本與中亞佛教，則專攻甚少。

（五） 六十人之中，專業研究有三十九人，兼業（其職業與研究佛學無關）研究者二十一人。

（六） 六十人之中，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的有十二人。其中，七人在日本的大學取得，五人在美國取得，此外在台灣取得博士學位的，有二十人。

        綜合地看，一九九三年以前的台灣佛教界有幾個現象值得注意：

（一） 弘法性研究與學術性研究

大約在一九七○年以前，傳教弘法與學術研究尚無明顯分界，研究方法也較古老；但在一九七○年之後，受日本或美國學術界影響學術性佛教研究方法逐漸風行。對梵、巴、藏、日文的重視，也逐漸加強。可以這麼說，一九七○年以前的研究，多屬傳統式的，較不重視原典與佛學語文，也不講求學術論文的撰寫規格；而一九七○年之後則逐漸趨向學術性的研究法，其發展方向與上述傳統研究法之諸項特質逐漸背道而馳。

（二） 佛學出版品

到一九九三年為止，台灣的研究工具書及各種叢書，為數甚多。工具書方面有《佛光大辭典》、《望月佛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彙》、《梵和大辭典》、《大正藏索引》、《佛教思想大辭典》等十餘種。叢書方面有大藏經十餘種。新編叢書（如《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等）也有

十餘部之多。

（三） 佛教研究者的基礎訓練

雖然在一九七○年以來，佛教之純學術研究方向已逐漸在台灣確立，但是，一個佛教學者必須具備的語文基礎（如梵、巴、藏、日文等）及方法學訓練，仍然有待加強。箇中原因是台灣的佛學研究者往往出身於中文、歷史、哲學系所，而不是像日本的佛教大學那樣，有機會接受專業的佛學訓練。這一難關，即使是設立宗教系所也不能全然克服，因為宗教系所必須照顧到各大宗教及宗教學本身，並不能為專業的佛教研究人員提供專業訓練。

（四） 出路問題

佛教學者的出路也是一大問題。研究佛學的專業人士畢業之後如何謀職才能繼續其研究工作，這是一大考驗，如果一個撰寫佛學博碩士論文而獲得學位的研究者，在畢業後不能取得與研究工作相配合的職業，則此一人才往往會隨之而終止其研究生涯。而悲哀的是，台灣的職場上（如大學教職），能配合佛學研究的職位並不多。因此，以撰寫佛學論文而取得博士學位的人，畢業後因為工作而改變研究方向的人也並不罕見，至於碩士級畢業生的這種類似遭遇，則更是所在多有。

        以上所述，是筆者在一九九三年所作的綜合檢討。從當時到今年（二○○一），時間又經過八年。這八年的時間裡，台灣佛學界的發展特質，有下列幾點值得補充說明：

（一） 學術工具

在工具書方面，新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印順呂澂佛學辭典》、《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佛教哲學大辭典》等部。此外電子佛典應用之風氣也逐漸興盛，除了上網查索資料之外，光碟片的應用（如《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大正藏》等）也逐漸風行。電子佛典的普遍應用，是佛教研究史上的產業革命。其為佛學研究可能引起的刺激，是顯然可見的。

（二） 研究方法及領域

在研究方法方面，史學、社會科學等學門方法大量被引進佛學研究之中。梵、巴、藏、日文等文字對佛學研究的重要性也大體能普被承認，愈來愈多的學術或宗教機構開始教授梵、巴、藏、日文課程。

在研究領域方面，也明顯的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除了傳統研究界的佛教思想、歷史、人物、專書、宗派、藝術方面之外，也開始有人探討佛教語文（音義語法等）、文學理論、應用佛學、日本佛學等方面的論題。

（三） 新增大量研究人員

一九九三年以來的八年間，台灣博碩士級佛學人才約增加三百人左右。這些人才之能成為專業佛學研究人才的比例並不高，主要原因不在才能問題，而是在出路及興趣轉移原因。此外另有自國外留學歸來的研究者。留學者除了日本之外，自歐美（尤其是美國）回國的研究者人數漸增，其所開啟的歐美學風，逐漸有與日本學風分庭抗禮的趨勢。

（四） 印順思想的影響力及其反響

自一九五○年代起，台灣佛學界即蒙受到印順法師佛學研究成果之強烈而普及的影響。到一九九○年代，印順法師因為年長漸老，逐漸停筆。前此之五、六十年間，印老一直是台灣佛學研究界影響力最大的佛學研究者。大約自一九九○年代起，台灣逐漸有人提出對法師之看法表示異議的文章（前此，教界對法師思想之批判者，幾乎全是躲在暗處竊竊私語）。

今年（2001），如石法師（陳玉蛟）對印順看法提出兩篇批判文字，在佛學界引起相當程度的回響[3]。另一方面，昭慧法師等人也承接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逐漸在思想或佛學詮釋上做進一步的推展。因此，台灣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後印順時代」大有呼之欲出的趨勢。這一「後印順時代」的主要特徵，是同時有「賡序推展印順思想」與「印順思想的反彈」兩種學術空氣在互相激蕩。前者是「接著講」，後者是「對（立）著講」。粗略的看，二○○一年應該可以視為「印順時代」跟「後印順時代」的分界點。

（五） 國際學術問題的關懷與討論

自一九八○年起，國際學界流傳著某種話題。其中美國的「佛教詮釋學」（Buddhist Hermeneutics）以及日本的「批判佛教」[4]，在台灣都曾引起若干人的討論。這種討論，意味著台灣佛學界對國際佛教問題的敏感與關懷。這是台灣佛學界培養國際視野的起步，與前此之僅以島內話題為討論焦點，顯然不同。

二、台灣的佛學教育

        光復後迄今，台灣的佛學教育主要有三類處所，其一為佛學院所；其二為一般大學；其三為民間之弘法機構（寺院或私人之講經弘法處所）。透過這三個管道，台灣的佛學教育才得以遍灑種籽。

        佛教教育大體可以分為二類，其一是信仰式的教育，亦即教內佛學人才的培訓。其二是學術性的教育，亦即學術界之佛學研究人才的培訓。這兩種人才的性質不同，教育目標亦異。前者所教育出來的是弘法的人才，後者則重在培訓信仰中立的佛教研究人才。前者的態度是信仰的，立場是站在佛教徒的立場，對於古代傳下來的佛法是無法持全然懷疑態度去批判的。要批判，也祇能站在教內去做信仰式的佛法討論，對佛法的價值是不能否定的。這種教育應該是寺院或寺院所興辦的佛學院的主要目標。

        至於學術性教育則是一般大學相關科系的主要任務。大學是客觀知識的傳授場所，不是傳教的場所，這是現代世界的約定成俗的原則，少有例外。

        這兩類佛學教育的差異是明顯的，所以由目標不同所衍生而來的課程安排與師資選擇等問題，便無法不加以正視與思考。如果佛學院所安排的是「淨土信仰是太陽神崇拜思想的衍化」、「法華、華嚴等經是西元後的產物，並非佛陀親口所授」之類的討論課程，聘請的教員又是不信佛教的佛教批判者，則顯然與主其事的初衷不合。反過來說，如果大學中的佛學課程是由一般弘法者擔任，則學術求真的精神恐怕也會受到宗教信仰的干預。

        依據我的觀察，台灣的寺院所興辦的佛學院所，早期常見的問題是：課程沒有標準與次第，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圖書設備太少等缺陷。然而，我覺得主事者，教育態度或意識的缺乏自覺是另

一件大問題(這問題少有人提及)。這意思是說，到底是要辦一所信仰式的教育機構、或純學術性的教育機構，主事者沒有明白的區分。於是，教員之中有持信仰態度的，也有持學術態度的。這種不同教學態度所衍生的教育分歧，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幾年前，我曾聽說一所寺院佛學院的教務主任向老師頂禮的故事。那位授課老師在課堂上說《金剛經》不是釋迦牟尼佛說的，而學生們及該佛學院的興辦寺院又是虔誠相信《金剛經》是佛說，且有不可思議之諷誦效驗的神聖經典。當學生聽老師強調「金剛經非佛說」時，群情大嘩。因此，乃導致教務主任來向老師頂禮，請求老師不要再那麼說的情節。

        這便是學術態度與信仰態度的矛盾問題。那位老師所持的是學術界的老生常談「大乘非佛說」，而寺院方面則仍持傳統態度，相信「大乘經是佛說」。

　在學術性的佛學教育方面，主要的從事機構是在大學。目前，台灣的某些大學裡，宗教系所、哲學系所、中文系所、或通識課程之中，是設置佛學課程之可能性最高的地方。但是，所面臨的問題是不夠專業，所開設的佛學基礎學分，不足以使學生成為一專業的佛學研究者，其中責任不在各大學的系所，因為它們本來就不是為培植佛學專業人才而設。

        因此，我們便自然會期望彌補這一缺陷的責任，由未來即將開放學籍的佛教研修學院(中華佛學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來承擔。

三、對大陸的佛學研究與佛教教育的粗略觀察

        嚴格地說，筆者對大陸佛教與佛學的瞭解，絕不足以寫一篇觀察報告。但是，由於這是探討兩岸佛學的研討會，因此，我勉強就十餘年來的聞見所得，提出一些看法。不成熟或膚淺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其中有若干看法可以引起少許共鳴，就是筆者所慶幸的了。

(一) 漢傳佛學研究

在漢傳佛學研究方面，大陸的成果最為輝煌。古佚資料的新發現(如：《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古籍的整理(如《房山石經》、《中華大藏經》……)其他如：佛教史研究(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等)、專題研究(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專戶制度》、謝重光與白文固合著之《中國僧官制度史》……)等，都有可觀的成績。

(二) 藏傳佛教研究

在這方面，藏文重要的翻譯(如：《布頓佛教史》、《青史》、《安多政教史》……等)、西藏佛教史的撰寫、辭典的新編(如：《藏漢大辭典》)、西洋名著的中譯(如：《吐蕃僧諍記》)，以及對西藏政治、社會文化、文學等方面的新撰等，也都成果甚佳。

(三) 學風方面

前引一九九三年拙文〈當代中國人的佛教研究趨勢〉文中[5]，對大陸近數十年來的學風，曾有下列幾點看法：

①研究者多持唯物主義立場批判佛教。

②治學領域過大，往往儒釋兼治，橫跨文史學門。

③宏觀式的著作較多，微觀式的專題研究甚少。

④較缺乏國際上的佛學資訊。

⑤歷史性作品較多，哲學類作品較少。

        拙文發表迄今以過八年，這八年來，我覺察到大陸佛學界的學風有逐漸轉變的趨勢。目前，持唯物主義治學的佛教研究者已較少見。新生代的作品，從事專題討論者也逐漸增加。大體而言，新生代學者似有逐漸專業化的趨勢，橫跨不同學門的佛教研究者已越來越少。

        不過，在國際研究成果的汲取及國際佛學生態的關懷方面，願意注意的人還是不多。此外，也許是限於經濟條件或其他原因，大陸的研究機構，對於為數甚多的日文佛學工具書似是不甚措意。自十九世紀以來，日文佛學工具書至少出版過六百種以上。其中《望月佛教大辭典》、《梵和大辭典》、《世界宗教大事典》、《佛書解說大辭典》、《佛教語大辭典》、《大藏經全書解說大事典》、《大正藏辭典》……等，都是對研究工作甚有助益的工具書，如果不能應用或不願應用，是頗為可惜的。

四、前瞻與願景

        此上所述，是我對海峽兩岸佛學研究或佛教教育的若干考察。此下則擬對未來兩岸的佛學教育與研究提出若干建言及願景，以就教於專家。

(一) 吸收十九世紀以來的佛學研究成果

        十九世紀以來，自歐洲影響及於日本、美國的佛學研究方法，在文獻學(原典的校勘、整理、翻譯、詮釋)方面，在佛教語言(梵、巴、藏)的研究與應用方面，在佛教歷史的考訂與解釋方面，在汲取社會科學、哲學、宗教學等研究方法進入佛學研究領域的方法學方面，在大藏經的整理方面，在工具書的編訂方面……都有邁越前人的卓越成果。

        一個現代的佛學研究者如果完全不應用這些成果，而只是依據漢譯的若干經文去依文解義一番，這就像現代人煮菜時不用電爐、瓦斯爐或微波爐，而只是辛苦地鑽木取火一般，是耗時耗力而成果不彰的。

(二) 信仰式的佛學研究者，應該精研若干論典

        這是專指佛學院所的學員而言。這類研究者以信仰為研究佛學的出發點，將來可能成為引導他人信仰弘法師。因此，他們對佛法的理解，便不能散漫失序、毫無思想體系。而要建立思想的最佳方法，便是精讀、熟讀古代大德的重要論典，如：《俱舍論》、《攝大乘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等書。當然，能精讀《大毘婆沙論》與《瑜伽師地論》尤佳。將古代論師所建構的佛教思想體系涵容於內心，對於日後探討佛法大義、詮釋修行層次、或引導他人趨入佛法等，都有極大裨益。

        當然，佛學要典多如牛毛，重要典籍決不止此而已。問題是人生之時間有限，現代人之外務與外學又較古人駁雜甚多。因此，精讀書目如果開列太多，則現代人必罕有能卒讀者。因此僅列上述諸論。至於其他重要佛書之須略讀或精讀，自可再依個人須要或興趣加以訂定。

        二十世紀佛學名家呂澂曾為支那內學院訂出「內院佛學五科講習」之書目，共計五十部書[6]。衡諸現代年青人的程度與毅力，恐怕少有人能卒讀此數者。古代西藏格魯派必修五部大論(《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戒律本論》、《俱舍論》)。其中書目容或可以再議，但是只選五部大論，便讓人覺得較易畢業而不至徒然「仰之彌高」。

(三) 兩岸佛學界應共同戮力建構一座「漢藏佛學研究中心」，以為全世界研究漢藏二系佛學的基地。

        這是筆者多年來的構想之一。多年來，學界對此一構想，呼應者少。時至今日，拋開政治意識不談，其他條件其實已愈來愈臻成熟。這一構想的願景略如下列：

①此一機構是舉世佛學界之中，規模最大的漢藏二系佛學研究機構。此中所謂的「最大」，是指所收藏地的漢藏佛學文獻最多；研究人員資質佳、數量也多；所發行之學術刊物水準最整齊，所發表之研究論文在國際學界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等等。當然，也希望硬體設施也具有國際水準。

②此一機構之下，可以開設漢藏佛學研究所，招收博碩士級學員。

③機構每年的學術大會，是舉世佛學界所矚目的指標性學術研討會。

這一願景的實現其實並非絕頂困難，甚盼兩岸有心人能為締造佛學研究的新紀元而共同構想，共同戮力以赴。

附註：

(1) 拙著〈當代中國人的佛教研究趨勢〉，收在拙編《當代中國人的佛教研究》一書1至24頁。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台北‧商鼎版。

(2) 此處之研究人員，必須符合四項標準。參見註(1)所引之拙著第４頁。

(3) 參見《香光莊嚴》六十六、六十七期，及《中華佛學學報》十四期上之如石法師二文。

(4) 參見《Buddhist Hermenutics》(《佛教詮釋學》)，D. S. Lopez, Jr.主編一九八八年夏威夷大學出版。《批判佛教》，夸谷憲昭著，一九九０‧東京‧大藏版。呂凱文《當代日本「批判佛教」研究》，一九九五年政大碩士論文。

(5) 同註(1)所引書，19至21頁。

(6) 呂澂〈內院佛學五科講習綱要〉，收在《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二)，585-604頁。一九九一年山東